“余杰纵有千般不足，但他终究是当今青年中率先发扬先哲自由批判精神的战士之一。有人形象地描述，从梁启超、鲁迅、陈寅恪、顾准延伸下来的一条思想的链条，现在最新的传承点就到了余杰这里。”
我可能是最早批评过余杰的人之一——早在1998年12月，我就在《余杰的五四情结》一文中批评余杰的作品“纸上得来居多，生命体验太少”，那时人们对余杰的《火与冰》还是一片赞美之声。但时至今日，眼看对余杰的批评、围攻逐日升温，大有“不倒余杰非好汉”之势，我却要站出来高呼：诸位，住手吧！
而今批评余杰者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余杰的师友、同志、同路人，批评余杰是为了让他眼睛更亮，不入陷阱，算得上善意的批评；一派是“主流派”的帮闲，找的岔子都是些文化闲言；还有一派，既非余杰师友同道，亦非替“主流派”报仇者，只是一种狭隘的“文人相轻”而已。
在目前的“余杰批评热”中，主要是后两派在推波助澜，这种批评主要集中于三个话题——“二余和解作秀”、“抄袭”、“精于心计的狡猾”。
驳第一个批评点：“二余和解作秀”
2000年1月，余杰新著《想飞的翅膀》出版，其中有一篇批判余秋雨“文革余孽”问题的力作《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经多家传媒转载后，使余秋雨无地自容，也在文化界内外掀起巨大的波澜。
不久，应余秋雨要求，经中间人安排，余杰和余秋雨在成都见面对话，双方各退一步，达成相对和解。但消息见报后，舆论大哗，不少人愤愤然批评余杰由批余秋雨，到与之捐弃前嫌“和谈”，只是一场为了出名的新“作秀”。这一批评看似有所来由，但细究起来，并不成立。其一，余杰出名并非起于批余秋雨，而是其书《火与冰》的畅销，而《火与冰》批过钱钟书、季羡林等文化大师，并未涉及余秋雨。要余秋雨忏悔，只是余杰成名后的又一次乘胜前进而已。其次，以余杰二十多岁的年纪和阅历，有可能被花言巧语所一时蒙蔽，也有可能碍于中间人的情面而收敛一点批评锋芒，这都是青年战士有可能犯的错误，与“作秀”实在风马牛不相及。
驳第二个批评点：“抄袭”
据北京某网评论专栏主持人徐林正撰文说，余杰指责余秋雨为“文革余孽”之说，是抄袭《四川文学》一篇文章，余杰只是在原来九千多字的文章中发挥了一些新观点。而余杰反驳说，他早在该文出来一年前就已根据有关史料，提出了余秋雨应忏悔论，绝无抄袭。
现在的问题是，批评余杰抄袭的徐林正，新近出版了一本专著《文化突围——世纪末之争的余秋雨》，仅仅为余秋雨评功论好，而且将几年来一切批评余秋雨之人皆攻击一番。这就彻底暴露了一个要害——徐林正原来是余秋雨的崇拜者、学生。在这样一个身份下揭发的所谓余杰“抄袭”，其动机岂不是不攻自破了——纯属恶意报复而已。
驳第三个批评点：“余杰精于心计的狡猾”
近期，网上流传一种评论：余杰虽然勇批许多远离他利害关系的大名人，却对身边的老师、朋友大肆吹捧，是一个颇有心计的狡猾之徒。此论源自今年7月19日，某网站主持人徐林正在网上发表的访谈录《王朔批判余杰：没想到还有比我脸皮更厚的后生》，文章借王朔与“老侠”对话之口，对余杰的基本人格、人文精神等集中火力地“灭”了一把。
应该说，这波攻击是所有批判中最有分量的一次。说其有分量，因为余杰在《火与冰》里，的确对其老师钱理群、夏晓虹等人进行了感激与褒扬，的确与摩罗互相进行了表扬，所骂并非无中生有。
余杰可能确有点太尊师重友“为师友讳”，但是，是否这就意味着“不择手段地黑着脸献媚”，精于算计狡猾阴险呢？我看未必。纵观中外古今批评家或精神界战士，皆没有对一切人士进行批判。鲁迅算得上什么都敢骂的人，但他从未批评过其母亲，对自己的医学老师藤野先生、书商内山完造也是只有敬意，对好友许寿裳也从无半点批评……难道这些人都真的一无所错么？难道这也是鲁迅先生的世故狡猾么？不，这只证明了人性的局限。即使是标榜“无知者无畏”的王朔，确乎什么“文化恐龙”都抡了，但是却对巴金口下留情了，对王蒙也不敢造次，……为什么呢，终有一些私交使人不得不有所顾虑。
至于说余杰只敢批那些离他利害关系很远的文化名人，亦非实情。今日余杰，不能留北大，不能进传媒，近来分配上突生意外，谁又可以说“他要灭的那些人都在切身利益上与他无关”？在如此结果下说余杰“远攻近交”，欺软怕硬，实在有些阴险至极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