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悲情》里，余杰认为：“就个性而言，钱钟书比曹禺更软弱。”钱钟书、曹禺原本清华同门，与颜毓蘅鼎足而称“龙虎狗三杰”，三杰后来各有所成，都是文史领域不可多得的异数，但之间的相与过从却颇为散淡，这多少也透露出他们为人、为文志趣的差异。曹禺说“人家钱钟书那是真学问”，钦佩之情溢于言表；没有看到过钱钟书对曹禺的直接评价，不过《七缀集》里曾提及“当代名剧《王昭君》的主题思想”，说该剧写汉妾辞宫“简直竟是良缘‘嘉会’，欢欢喜喜，到胡人那里去‘扬蛾入宠’了”，似对此剧之历史观不以为然，也即鲁迅所谓“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那些古老话。”（《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01页）当然钱氏只是就剧论事，并未以意逆志推及作者。总的来看，钱、曹二人的交往并不多，大体上可以说是和而不同。曹禺在建国后的创作姿态与大多数的当代作家没什么二致，基本上是积极地顺应主流。五十年代，曹禺在《胡风，你的主子是谁》这类声嘶力竭的文字里不乏剑拔弩张的豪放，但究其实，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软弱罢了。黄永玉说他“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导致曹禺萎缩的病根里，除黄先生指出的势位心理的作祟，软是重要的一端。述及文革时的遭际，曹禺有如许悲苦之言：“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自卑感是潜抑在当代知识分子心底的一份隐痛，在无产阶级面前，这个向来被认为又臭又硬的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将他们傲岸挺拔的身姿弯成低度的锐角。被击倒在地并不丢人，因为要直起来的欲念还在，但许许多多的人是自己卧下去的，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下场，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凉，曹禺便蹈入了这种悲凉：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大坏蛋了，自信已作鸟兽散，软到此处方彻骨。多少有高深学理支撑的人失去了对人类生存境况中基本是非的判断与识别力，然后轻巧地把失误归咎于自己对迷乱的政治格局的茫然不识，这是一种怎样的荒谬啊！与曹禺的积极迎合与介入不同，钱钟书的生活与学术取向呈现另外一种路数。他自称是个比较retired（不问世事）的人，处事与治学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低调，这种低调来源于他冷眼观世的睿智与清醒。人至察则无徒，在先生自己，或有独坐孤峰顶的凄清，在人，则多以之为不近人情。四十年代巴人化名骂钱先生以上帝自居，近日余杰在致钱理群的信里也斥责“钱钟书没有或者很少有关爱和悲悯的感情”，虽失之皮相，也非空穴来风。但正是这种清醒，使他在五十年代以后此起彼伏的喧嚣的狂热中避免了理性的放逐与人格的自弃，诚然，钱钟书的姿态与陈寅恪的拒不合作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也存了一份柔韧的自强，这内在的柔韧性会在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里脱颖而出，比如他对江青点名邀请的坚拒等等。所以，在价值取向方面，见仁见智，你尽可以崇尚血脉贲张，却不能因此而把波澜不惊视为异端。何清涟先生的一段言说可以为许多无力兼济天下者悬之座右：“任何学者都没办法超越自身所处生存环境的限制，这实在需要生存智慧与技巧，很少有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有一点却是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做到的，即与政治保持一定的知识距离。某些人对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的理解很奇怪，总以为在支持还是反对两者之间，非此即彼。他们没有想到还有一种‘费边社精神’，即不合作，不激烈对抗，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与政府保持一定的知识距离，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责任。要容忍文化的多样性，也要容忍学者治学方式的多元性。我们仍然缺乏这种精神。”我相信钱钟书是那个时代极少数没有留下道德败笔的知识分子和写作者之一，这是他做人的过硬之处。黄永玉谓钱“在道德上是个了不起的人”，这是一个能经得起推敲的断语。《宋诗选注》序言里引用过几处语录，当时曾因选目与征引频率过低而招致过激烈的批判，尽管如此，三十年后，钱钟书坦承那是“自己尽可能适应气候的原来物证”，并对彼时彼地自己虚与委蛇的生存心态了无遮掩，“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我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错误，都不能归咎于那个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模糊的铜镜》）。这也许算不得高风亮节，但至少需要一份勇气。我始终秉持这样一种观念，在当代文学的前文革时期，作家的创作姿态远比其文本建设的意义要重要得多，像赵树理毅然搁笔留下的空白就远比浩然的喋喋不休更富意味。所以，你闭口，或许耐人寻思，你饶舌，终将留下空虚。太多的人可以也应该在这个标高下清夜自量。七十年代末，在钱钟书与巴金等人呼吁自省、自忏的同时（史铁生曾专门为呼应钱先生的吁请写过一篇散文《文革记愧》），曹禺有如下的说法：“提倡‘良心’这个词，也没有什么大错误。我是不同意这样一种写法：把社会的什么黑暗和问题都描写出来展览，似乎这样就是尽了作家的责任，发挥了作家的正义感。”说提倡良心没有什么“大错误”，难道还有什么小错误可以挑剔？描写黑暗固然并不是作家尽责的唯一途径，可它算不算正义感的题中应有之义？对良心的规避，对作家社会责任感的别解，都表明曹禺仍然坚硬地保持着他一贯的软弱。
与跳楼、沉湖的傅雷、老舍比，没有以身殉道的钱钟书与曹禺都是从乱世里苟且偷生过来的弱者，在这相同的弱里，却分明存在着软硬的次第。在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前，我不得不说，曹禺是比钱钟书更没有出息的文人。余杰的老师韩毓海先生说得好：“重要的并非是否采用这种老舍式的方式，而是‘人活天地间’和‘天地良心’这两句俗语使我们能够透过世俗的纯粹动物性生存本能而窥到人作为‘良知’的终极性价值关怀，在这个意义上‘知耻’与‘羞愧’与‘以死相抗’同样赋予生命以批判，超越自身，不断走向人的完善的崇高感，同样使我们能够在不乏苦难的天地间活得堂堂正正，像个人样。”（《锁链上的花环》P141，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版。）
在《先生意气》里，余杰对其一位做学问做到弄谁都觉得“好玩”的业师推崇备至，这是他体贴文心的邃密之处，“‘好玩’两个字的背后，是一种罕见的生命情趣：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在学术中找到‘好玩’的东西。”诚哉斯言，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倘能以“好玩”的平常心来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就不至于因情有独钟而论多独断以至独尊，也便获得了一份逍遥、自在。可惜多少钻入故纸堆里去的从业人士，都把学问作了混博士升教授的梯渡，“好玩”二字，从何谈起呀。钱钟书在给周振甫的一封信中尝谓“拙著不易读者，非全由‘援引之繁、文词之古’，而半由弟之滑稽游戏贯穿潜伏”，倘要用最简练的语词来形容钱钟书的文本世界与治学意趣，我们实在找不到比“好玩”更合适的字眼了，而标举此种饱含生命情趣之大境界的余杰为钱钟书所做的定位却是：优秀的注释家而非原创性的思想家。看人点菜，这则是少年余杰的世故。
（李江峰 2000/5 书屋杂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