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拥有更多的煤矿工人和煤矿。1996年，有5百万中国人开采煤矿，其实他们都是秘密地开采。在同一时代的美国，有大约90000名矿工，而他们的采煤总量与中国矿工相同。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不等关系，是因为中国的矿井更多依赖的是廉价劳动力，而不是昂贵的机器。除了许多大矿井之外，中国还有数以万计的小矿井，每个小矿井只雇用很少的矿工。*这些小矿井比大矿井更致命，它们本身就很危险。1991年是最糟糕的一年，有10000名中国煤矿工人在事故中丧生。而美国，在最糟糕的1992年，死于矿井事故的矿工人数是51人。
在前往鄂尔多斯的一个中国小矿井时，我还不知道这些统计数字，但是那里显然不是个安全之地。简和我去参观的那天，裹挟着沙砾的风不停地刮着，我几乎睁不开眼睛，过了一会儿，只觉沙子在我嘴里咯咯作响。从远处看，那个矿井只是一个细长的平台，就像从山腰伸出的一个角。平台用粗略砍下的细原木建成，这些原木是从某个依然有树木生存的遥远的地方运来的，在这个平台的尽头，一面红旗在一根木杆上猎猎飘舞。平台顶端铺着两条金属轨道，一辆运煤车在轨道上移动，然后消失在矿井口里。
我们跟着轮班管理员走进矿井入口。隧道很矮，我们进去的时候不得不弓着身子；由于有很多沙子和煤灰，地面很滑，我们爬下去的时候得扶着点儿什么才行。我原想伸手抓住用木头不规则地排列而成的薄薄的天花板，但考虑到矿井上面的山的重量，我还是抠住了冰冷的石壁。隧道越来越窄，我们不得不在黑暗中小心翼翼，以免踩到缆索，它们就铺在我们脚踝旁边，有时在把煤车送到前面更低的隧道里时，它们会向左或向右拐个弯。这种煤车以及驱动它前进的简单发动机，是机械化的惟一痕迹，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当我们在隧道里时，如果煤车的运行信息出错，那么我们就无法使它停下，也无处躲避它。快要到井底的时候，我们的向导认为我们已经走得够远了，于是我们开始手脚并用地往上爬，向着那一小块光亮，也就是我们来时的出口。能在地面上而不是在地下采访矿工，让我感到很满足。
那天，后来矿工们陆续收工的时候，我们已经等候在那里。一些矿工虽已筋疲力尽，但出于对我的到来及我的兴趣的困惑，他们仍愿意向我描述他们的工作。我得知每一班大约有15名矿工，他们从矿井口那危险的斜坡下到井底之后，矿工还要蹲着走大约20分钟，才能到达需要开掘的煤面。在那里，他小心地埋好炸药，放好导火线，然后来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等待炸药爆炸，这样可以把煤层炸得松软一些。接着，他就在烟尘中把炸松了的煤铲进煤车，运上地面。矿工每天的八小时工作全部是在地下，在手电筒的光亮中炸煤、铲煤。他不吃饭，也站不直，直到收工。一位在这个矿井工作了好多年的工人笑着对我解释说，总有一天你会战胜恐惧，并且习惯背部的疼痛。
并不能就此认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煤矿。一些中国矿井雇有数千名矿工，而且相对比较现代化。即使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每个矿井的矿工境遇也是各有不同的。一则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报告称：“有的横坑道是人的两倍高，有些却仅容一个人通过，还有些只够侧身挤过。”许多矿井是由一条倾斜的隧道进入，就像我去的那个一样，但也有矿井通过垂直坑道进入。在后一种情况，工人们一般是通过一根拴在绳子上的木棍进入矿井的，绳子的顶端连接在一个通常由至少四个人操纵的绞盘上。矿工们用油提灯来照明，而且不止一项记载表明，有时这些油提灯用矿工的辫子系在他们头上。
20世纪早期，一些现代化的中国煤矿开始实行8小时轮班制，而其他的煤矿却是12小时、18小时、2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轮班制。在一个偏远省份的煤矿，升降装置不仅运送矿工，还运送水和煤，这就很麻烦，于是出现了矿工们所谓的“大轮班”，也就是工人们要在井下待55天。了解了这些，也许就可以理解20世纪初期一位西方访问者所描述的奇异的地下情形：“尤其不可思议的地方是一个宽60英尺、高30英尺的大房间，它靠近燃烧着熊熊火焰的升降坑道。一些破衣服晾在两根木杆之间的绳上，人们躺在周围，有些在睡觉，有些在抽鸦片。还有一个怪异之处是，那里有很多老鼠，矿工用粟粒喂它们，认为它们可以预报将要发生的事故。”同一时期，并且出于相同的原因，宾夕法尼亚的矿工们也与井下老鼠结成了这种关系。
回溯到17世纪，当苏格兰的矿井还在使用奴隶劳工时，一些中国矿井也是如此；但是在中国，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即便如此，还是有些矿井直到20世纪还在使用奴隶劳工。曾经有一位政府官员到一个偏远的内陆省微服私访，结果被一个矿主抓了起来，当成奴隶囚禁在地下。这位官员“咬破手指，每天用血把自己的名字和官衔写在一大块煤上，希望有人能看到并来解救他”。然而直到三年后，才有军队来营救他。一些中国矿井也雇用童工，不过可能比英国早期矿井少一些。妇女们一般不采矿，这并不是因为她们性别上的优势，而是因为她们裹脚。20世纪早期的中国北方妇女通常都裹脚，这使得她们许多人成了半个跛子，不能承担重体力劳动。
中国的传统矿井虽然在规模和条件上各不相同，但却受着共同的制约：缺少能够把矿井里的水抽出来的蒸汽机。中国一般是用皮革桶和人力来与渗进矿井里的水奋战一番，然后废弃这座矿井，另开一座。即使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但由于没有蒸汽机和铁路，在一些沿海城市，国产的煤比从日本、澳大利亚甚至英国进口的煤还贵。
这些进口煤的买主大部分是英国贸易商，他们在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来，其他的西方商人和日本商人也纷至沓来，从这个衰落的国家里掠取他们所需要的。那些曾经无比欣赏中国科技威力的外国人，如今用自己的科技威力来迫使中国人放弃在许多通商口岸的主权。比如上海，外国人已经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工商业企业，它们急需大量的煤。外国人渴望用自己现代化的机械接通中国富有的煤矿脉，而焦虑的中国人则急于阻止他们。
中国人意识到，要想抵制西方侵略，就要学习他们的技术，于是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开展了“洋务运动”。这次以现代化为目标的防御性行动在总督李鸿章的倡导下，迅速开展起来。李鸿章是19世纪晚期最有影响的中国官员。他认为，小小的英国在煤和铁的生产推动下繁荣了起来，如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这正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尽管中国长期以来都依赖着煤，但却有很多人反对开设煤矿，因为他们认为煤矿会破坏一个地方的“风水”。李鸿章的煤矿集团开平煤矿在运作时，就必须克服一些畏惧心理，比如这样做会激怒土地神，或者会惊扰60英里之外的皇陵。然而，最终，这个煤矿的坑道还是塌陷了。除了李鸿章的兵工厂和造船所之外，他开办的开平煤矿集团“第一次成功且大规模地把西方的技术和方法引入了中国工业生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