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煤的发散物一同遨游自然，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科学冒险活动。我们已经在它的压力下学着更多地了解风是怎样吹的，雨是怎样下的，光是怎样发散的，以及化学变化是怎样在空气、土壤和水中循环往复的。它教我们了解自己的肺、心脏和大脑，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排放到自然界中的物质，还会反过来微妙或不那么微妙地困扰我们自己。总而言之，跟踪煤烟，我们就能充分证明，通过我们的经济决策和大规模的自然进程，我们已经与地球广阔的生命网络以及我们自身彼此密切地联在了一起。
1970年，以人们庆祝第一个地球日为标志，第一轮关注环境的浪潮席卷美国。在这次新意识的觉醒中，成立了美国环境保护局（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还通过了一系列新法律。在这些法律中，最有气势、意义最深远的举措是1970年通过的《空气洁净法令》（Clean Air Act）。这条法令明确规定，到1975年，美国的空气必须清洁起来，达到有利于健康的标准。对于一个刚刚把人送上月球的国家来说，这个目标虽高，但似乎是完全有可能达到的。然而三十年后，看看我们在空气污染、健康和环境政治学方面贫乏的知识，就可以知道，这个目标已成了遥不可及的天真梦想。
在《空气洁净法令》通过之初，人们关心的是市区空气污染标准会给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1952年12月5日至9日的伦敦“黑雾”，已经证实了市区煤烟藏有多大的隐患。由于温度的颠倒，一些煤烟被困在地面附近。第一天，雾还是白色的，但格外浓重，以致于汽车和公交车行驶得比走路还慢，还有一场歌剧被迫取消，因为浓雾渗入了剧院，演员们看不见指挥。在最后一天，雾已经变成了黑色，能见度仅有11英寸，医院里住满了不能呼吸的伦敦人。在这次事件中，有大约4000人丧生，其中很多人根本没有来得及去医院，就死在了大街上；从一个城市小公园中移出了五十具尸体。1956年，在人们对伦敦的煤烟抱怨了将近700年后，国会终于明令禁止在中心城市燃烧烟煤，于是，空气立刻得到了改善。
导致这些人死亡的主要凶手是一种叫二氧化硫的气体。二氧化硫，或者说二氧化硫，并不是在实验室里做出来的什么奇异化学物品。自然界在火山爆发时会喷涌出二氧化硫，但是，我们的煤炉却制造了更多这种气体，煤炉简直就是我们驯化的、慢性子的小火山。煤炉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老式却极其危险的污染物质，完全是火和硫磺混合的结果，或者换句话说，是因为燃烧了被硫污染过的煤。
1970年，美国的二氧化硫发散物总量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燃煤的发电厂显然是最大的二氧化硫来源，在1940年和1970年间，每隔十年，从那里产生的二氧化硫发散物就会翻一番。尽管发二氧化硫散物的总量在增加，但大部分城市中心的空气中所含的二氧化硫却可能比一个世纪以前少得多，因为烟囱建得更高了，可以把二氧化硫送到更远的地方。《空气洁净法令》中的一些条款就鼓励人们继续施行这种措施。在环境管理者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解决污染的办法就是稀释。”当然，这种办法行得通的必要条件是火足够小、而星球足够大，但这两者显然都不可能实现。于是，最脏的空气变得干净一些了，但同时，一些最干净的顺风空气却变脏了。人们一直都是关注健康的，但不久，就开始更关注鱼的失踪之谜了。
20世纪60年代后期，原先在瑞典北部、挪威以及纽约阿地罗达克（Adirondack）山脉的某些干净的湖泊里有很多鱼，可它们突然消失了，这令科学家们深感困惑。那些湖泊看上去并没有受到污染，很多反而变得格外漂亮，因为那些玷污湖水的微生物已经不见了。除了鱼的失踪，还有其他的怪事：生长在高处的树木纷纷莫名地死去，还有，更古怪的是，在瑞典的一些地方，人们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头发开始变绿！研究者们最终把这些问题都归因于酸性污染，尤其是从无数煤火中散发出来的二氧化硫，它们主要来自英国、德国（给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带来了污染）和中东工业区（给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带来了污染）。
酸雨不仅增强了遥远的湖泊和溪流的酸性，从而直接导致了鱼儿的死亡，而且，当它穿过土壤时，它会留下像铝和汞这样的有毒矿物，给生态系统带来更大的危害。到20世纪70年代，酸已经渗入了瑞典北部的数千口浅井，其中所含的硫酸盐铜腐蚀着铜管，污染着自来水。金发瑞典人用的正是这种污染过的水，因此发现自己的头发被水染成了绿色，一位瑞典研究者在1981年描述说，有时会“像春天的白桦树一样绿”。其实这是一种讽刺的说法，因为就是这种污染物质，正在剥去一些树的绿色针衣，并给它们换上褐色的皮肤。
将酸雨与煤联系起来的证据越来越多，发电业和煤炭业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否认这种联系，并质疑研究这种联系的动机，还经常呼吁人们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后再下定论。1980年10月，美国国家煤炭协会主席声称，把酸雨归罪于煤，“其实是一场误导公众的战役，而且似乎是有所预谋的，目的是得到公众对新的法令和治理措施的支持”。然而，他并不需要为新的环境法律而操心，因为再过一个月，罗纳德·里根就要当选为总统了。在此后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在酸雨方面将不会有什么得力的举措。《空气洁净法令》依然生效，在它的约束下，那段时期的二氧化硫发散物在逐渐减少，但进展还不够迅速。最后，在1990年，国会采纳了一项《酸雨计划》（Acid Rain Program），要求发电厂到2010年时必须把二氧化硫发散量减少一半。
自从1990年，酸雨的话题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之后，有两件特别令人惊奇的事。第一件是，治理二氧化硫所用的费用远远低于人们的预计——只是早期工业界预计的大约1/20，甚至低于环境保护论者们的预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从美国西部运来的煤低于预计价格，而且含硫量也很低，此外，由于日益发展的技术和灵活的调整措施，电力工业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来服从治理二氧化硫。
第二件事就不那么受欢迎了——有证据表明，1990年法律所要求的标准虽然已经拖了很长时间，而且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却仍远远不够。虽然酸雨已经减少了，但在美国的许多地方，有时酸雨的酸性会比正常情况下高10倍。在这种酸雨肆虐了几十年后，一些地方土壤中天然的中和性矿物被冲刷掉了，土壤毫无设防地暴露在新一场酸雨中。加拿大政府发现，即使充分执行了美国的《酸雨计划》，但在加拿大这样一个有法国和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加起来那么大的地区，湖泊仍然在继续变酸。环境保护论者指出，从新斯科舍（Nova Scotia）鲑鱼储量的减少，到弗吉尼亚溪流中鳟鱼的消失，以及美国东北部红云杉和糖枫的衰亡，都是酸导致的后果，他们还呼吁，应当在1990年标准的基础上，把二氧化硫再缩减80%。研究表明，即使缩减到这个程度，一些生态系统仍然需要25年的时间来消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积累下来的酸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