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素来以雾著名，包括偶尔的“大臭雾”（Great Stinking Fogs），这个名字来自一位17世纪天文学家的气象记录。然而，在1750年至1890年间，伦敦起雾的频率在显著地增长。自然的气候波动是这种增长的一个原因，但煤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站在圣保罗大教堂顶端这样的高空，就很难看到脚下的城市。拜伦爵士称伦敦的模糊轮廓是“众多教堂的塔尖透过它们的海煤遮蓬，悄悄窥视的一片荒野”。烟是伦敦的精髓部分，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伦敦被戏称为“浓烟之城”。
这些雾由于并非自然之物，因此也成了美丽的一景。许多居民和游客都把烟雾看作伦敦的独特之处，并认为它增加了伦敦的神秘感和刺激感，这也许是19世纪为净化城市空气做出的种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的一个原因。英国作家们称伦敦的浓雾是“庄严的帐篷，裹着这座世界之城”，并称它们“心爱的烟雾”。
确实，在来自国外的旅行者中，虽然有些人为这烟雾而惊骇不已，但更多的人却为它的魅力而倾倒。19世纪晚期，一位加拿大游客写道，与她家乡那种“单调的纯净”不同，这种舒服的烟雾“为空气增加了一种可靠性和营养，让你似乎能感觉到肺在咀嚼它”。1883年，一位居住在伦敦的美国诗人写道：“今天有黄色的雾，它常常能使我焕发生命的活力，它具有变幻事物的魔力……连计程车也镶上了一圈光环，过往行人像暗淡壁画中的人物那样，似乎具有无数种暗示，激发着我的想像力。甚至灰色的、黑色的雾，也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未知世界，任何一个对司空见惯的景致感到厌烦的人都会因此而愉悦。”不知为何，人们所描述的伦敦的雾常常有着奇怪的颜色，偶尔还会有橘色和深咖啡色。
在这些审美的诉求之外，还有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污染将会给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带来混乱和毁灭，特别是当浓雾在城市上空逗留三天或更长时间不散的时候。比如，1873年12月的一个星期三，一场厚重而寒冷的雾降临伦敦，绵延伦敦城外方圆50英里，直到第二个星期的星期六才散去。可见度只有几码，《泰晤士报》天气专栏的一篇简讯写道：“所有的出行都很危险，尤其是对于步行穿越主要大道交叉口的人们。”这场大雾遭到了人们的谴责，由于它的缘故，有时可以看到重大交通事故现场那悲哀和混乱的人群，医院也人满为患：马车撞上了灯柱或其他障碍物，公共马车或两轮载客马车撞倒了行人（有个可怜的家伙被这两者同时撞到），骑马的人摔下马并被踏伤，还有一列火车撞到了一个正在铁轨上安置雾中交通灯的人。警察忙于安抚丢失孩子的群众。这些报道的因雾而引起的死亡中，最普通的是四天里发生的二十例溺死事件，他们有的是不小心跌入了泰晤士河或城里的运河，有的是因游艇相撞而被抛入水中。还有一些死亡没能记载下来，例如城中正要展出的许多牛在雾中毙命，剩下的那些牛都悲痛萎靡，不得不立即把它们杀掉。
在这众多与出行有关的死讯中，《泰晤士报》曾报道了两位先生分别在两起事故中的死亡，他们先是摔倒在大街上，随即因“吸入雾气”而很快死去。由于报道了这两起因吸入雾气而导致的死亡，《泰晤士报》被两道重要的命令勒令停刊。几十年后，一份对伦敦死亡统计数字的分析表明，1873年的那场雾杀死了270到700名伦敦人。而1880年的另一场雾杀死了700到1000人，1892年的一场雾杀死了大约1000人。这些死亡事件大多都没有报道，人们担心的也并不是雾带来的致命伤害，而更多的是街上戏剧性的混乱。
19世纪的伦敦人也许有一种统计学的技能，似乎即使只是看一看，他们就能够在实际查明之前知道这些死亡事件的数量。毕竟，两个世纪之前，约翰·格朗特就已经表明，可以从这个城市学到很多清点死亡人数的技巧。也许他们根本连看都没看，就想当然地知道那死亡人数，因为他们已经在自己制造的烟雾中生活了太久。至于他们积极创造的这个非自然的新世界对人类居民到底有什么影响，他们也不再继续追问了。
这种鲁莽的结果，也像煤一样，成为英国作为工业革命先锋的显著特点之一。在这些特点中，其他还包括征服自然的愿望，对科技的信任，对个人事业的信心，对工人阶级悲惨境遇的容忍，以及对自己的国家注定会成为更大的世界强国的确信。当然，在大西洋彼岸，还有另外一个国家也具有这些特点，并且拥有更多的煤，它正在经历一场更令人吃惊的变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