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的工业时代来说，曼彻斯特就是一枚象征高品质的图印。它用大量的煤供养着日益增大的蒸汽机、工厂、劳动力队伍和城市。19世纪30年代，单是曼彻斯特的棉纱厂中，雇工超过1000人的就有7个，雇工达数百人的有76个。有了充足的煤供应，工业就摆脱了过去因依赖水车而导致的瓶颈状态，一直处于蓬勃发展之中。而且，蒸汽机的使用成为建立更大规模工厂的新的诱因，因为蒸汽机越大，它从每一块煤中提取的能量就越多。由于蒸汽机耗资颇多，所以厂商们都会用它来推动尽可能多的机器部件。使用这些现代化的机器后，古老的纺织技艺就少了许多用武之地，因为机器可以制造出大量低价位的纺织品，而家庭式的手工作坊却不能。
从家庭作坊中失业了的工人，和被当时的农业革新从土地上赶走的农民们，都成为城里工厂的后备劳动力。他们并不是英国第一支产业工人队伍；那些在纽卡斯尔靠力气吃饭的煤矿工人们，已经在规模大、投资多的矿井工作了两个世纪，他们才是英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尽管如此，曼彻斯特及其他急速涌现的工业城市里的工人们，却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股新的气息：一个庞大的阶层正在形成，机器打造并简化着他们的生活。
生活突然发生了改变，日常工作的安排不再根据工人的精力或者季节的需要，而是在蒸汽机无情而规律的鞭策下进行。现在，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说，机器设定着生产的速度，但是在当时，人们却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常令人困扰且不正常的。正如一位曼彻斯特的工厂观察家在1834年所写的那样：“当人们在蒸汽机的驱使下不得不去工作时，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铁和蒸汽制成的枷锁锁在了一起。在最好的状态下，这有血有肉的的机器也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承受着无数痛苦灾难，但他们已被牢牢地拴在没有痛苦、不知疲倦的铁制机器上。”
每一项工作任务都被分解成若干最基本的单元，这样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率，但却把许多工人限制在最简单、重复、机械的工作中，一切都要与工厂蒸汽机的的步调保持一致。如此彻底地受到控制，对于第一代工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从前的农场工和家庭手工业者们，都是在相对独立的状态下工作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只钟表都不曾有过，可如今，他们每天的个人行动和时间却受到了也许是最严格的约束，他们所处的整个阶级都已经处于这种约束之中。
黄昏的微光不再带来休憩，因为人们已经摸索出了如何把煤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能量。在这种领悟到来之前的暗淡岁月里，人们只能靠微弱而昂贵的蜡烛或油灯来驱逐黑暗，尽管如此，夜间工作也是非常困难的。由于大多数煤在燃烧时都只有微弱的火焰，所以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只把煤用于提供热能，而不用来照明。然而到了18世纪晚期，把煤加热后的挥发物集中起来而得到的气体，被人们当成了一种光源。1805年，煤气灯已经将工厂照得通体明亮，一些观察家欣喜地把这些工厂比作宫殿。
一些工厂开始实行24小时工作制，这至少是受到了把14或16小时轮班制缩减为两套12小时轮班制这种做法的影响。工人们彻夜地劳作，他们所依赖的光在数百万年前就已到达地球并从此被贮藏在黑暗中，这是一种奇迹，但即使工人们已经知道这一点，他们对此也并没有什么感觉。这实实在在是真的，因为在这些工人当中，许多都只是孩子。随着煤产生的动力取代了成人的肌肉，机械取代了成人的技巧，工厂主们发现，童工不仅可以胜任工作，而且更便宜、更易于管教。
迅速发展起来的煤炭工业，是童工悲惨遭遇的起点；而蒸汽机则似乎丰富了剥削童工的方法。虽然蒸汽机的发明使矿井有可能挖得更深，但排气的问题却日益严重。最常见的解决办法是使用“凝气阀”，即矿井的一种通道装置，用来使气流保持快速流动，以防止毒气堆积。操作这种通道装置的任务由最小的孩子来承担，他面临的是最险恶的处境。如果这些小工人们没有圆满完成任务，那么整个矿井就很危险了。
19世纪40年代，一个议会考察团终于开始注意使用童工的恶行。他们被一个事实震惊：不再有更多的矿井事故发生只是因为，“在所有的煤矿，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所有地区，这种通道装置都由从五岁到七岁或八岁的孩子们看管；他们只在有人通过时才站一下，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孤独、沉默和黑暗中，一坐就是连续12个小时”。
一个八岁的小女孩这样向考察团讲述自己的一天：“我必须摸着黑安装凝气阀，我很害怕。我早上四点钟或者三点半下到井下，下午五点钟或五点半上来。我从来不能好好睡觉。当我来到光亮中时，有时我会唱歌，但我在黑暗中从不唱歌——我不敢。”
对煤日益增长的需求，鼓励着矿主们沿着煤层拓展他们的矿井，但是，这些新挖的隧道通常比较矮，马和成人都不能通过，于是，拖煤的任务就交给了孩子们。考察团这样描述孩子们的困境：“套着绳子，绑着皮带，带着马具，就像拉着轻便马车的狗，黑乎乎的身体浸透着湿气，大半个身子裸露着，用四肢爬行，身后还拖着沉重的货物——看到他们极不正常的样子，你会感到难以名状的恶心。”了解了煤矿童工们的悲惨遭遇，我们也许比较容易接受燃煤的工厂对童工们的剥削，那虽然相对比较温和，但却更为普遍。
在工厂里，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是长时间分开工作的（不像在农场或家庭作坊里那样总是在一起做工），因此，家庭生活大大简化了。正如现代人大声抱怨的那样，年轻人常常为了拥有自己的收入而过早地脱离家庭。工业革命时期的出生率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年轻人结婚生子比以前早了很多。在别无求生之路的情况下，年轻的父母们会把孩子送进工厂，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是怎样的一种牺牲。
上流社会相信自己正在目睹一种完全崭新而重要的事物出现，而在他们眼中，迅速壮大起来的产业工人阶级是被连根拔起的、毫无传统的，因而令人担忧。1808年，有一名农村官员认为这些工人“无论从生活习惯、职业上说，还是从与社会的从属关系来说，都是一种新生的族类”（这就像近两个世纪以前出现的煤矿工人曾被视为社会的异类一样）。19世纪30年代的一位观察家称这个新兴的工人阶层是“摇篮里的大力士海格立斯”，并已被蒸汽机催生出了庞大的队伍。1842年，有人认为，蒸汽机和新的制造技术是史无前例的，并“继承了从天而降的遗产：他们突然出现在这世上，就像密涅瓦从朱庇特（Jupiter）的脑子里蹦出来一样，迅速走过了婴儿时期，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准备好欢迎仪式之前，他们就已在这个世间占据了一席之地，并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