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氧气不能进入并分解那些被埋葬的植物，这些植物就只是部分地腐烂了，留下了黑色的碳。这大片大片柔韧而含碳丰富的植物，首先变成了泥碳块。在地质力量的压迫和炙烤下，这些泥碳块被压榨、闷烧，变得越来越硬，最终成了煤。当然，最终凝结成煤的，不仅是森林里的碳，还有森林数百万年以来积攒的太阳能。这些能量不仅没有随着植物的腐烂而消散，而且大量埋藏在黑暗的地表下，至少要等到还在森林地面上蠕动的两栖动物进化成可以把它挖出来的动物之后，它才能重见天日。
在圣徒比德之后的四个世纪里，英国似乎忘记了自己丰盛的煤资源。到了12世纪晚期，历史学家们才从一些文献资料中得知，煤可以作为一种燃料。但是，英国人不把煤称为“煤”，因为“煤”是他们对木炭的称呼，几个世纪以来，他们都是以木炭为燃料的。英国人给煤这种深埋于地下的资源起了一个奇怪的名字——“海煤”（sea coal），并一直沿用到17世纪。关于“海煤”这个词的来由，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是因为北海把煤从裸露的岩层中剥离出来，并用沙子把它卷到了海滩上，就是在那里，煤才被当地人发现、收集并利用。但更为常见的解释是，人们把煤开采出来之后，必须用船把它运到遥远的市场，因而在燃煤人的观念里，煤就在所难免地总是与水联系在一起。
真正的煤交易是从泰恩河畔开始的，这是意料之中的。泰恩河的河岸高低起伏，使得从北海到内陆20英里这一带的部分煤层暴露出来。13世纪，英国许多地方都发现并开始开采煤，但最重要的煤田还在纽卡斯尔周围。那里的煤层不仅优厚，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高于船的吃水线。这就意味着，煤矿可以保持干燥，最多只需要一些简单的排水管道。这还意味着，人们可以相当容易地把沉重的煤运到山下的河里，在那里等候的货船只需沿泰纳河顺流而下，就可以把这些煤运往英国东部的市场，特别是伦敦。把煤从产地运到需要的地方，这确实是个从一开始就困扰着煤贸易的难题。在铁路出现之前，煤要么靠水上运输，要么就只能待在原地。但是，一旦把煤装上船，世界就开阔了；载煤船在海上航行三百英里，也就是相当于从纽卡斯尔到伦敦，在花费上只是与三、四英里的陆路运输差不多。应当说，纽卡斯尔附近和英格兰的运输条件是比较理想的。适于航行的泰纳河恰好从那些富含煤矿的小山脚下流过，按照一种18世纪的说法就是，它“肃穆而威严地流着，仿佛知道自己怀抱着怎样的财富”。从水路去煤的购买者那里也很方便，因为这个小小岛国的大部分居民都住在海边，或者岛上众多河流的沿岸。换句话说，“海煤”和水之间的联系一点儿也不牵强：也许那些恨不得把煤开采个精光的采煤者是以水为敌的，但英国之所以有可能如此广泛地运用煤，正是因为这个国家拥有充足的水资源，能够把煤运到市场。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泰纳河畔的煤藏大部分都属于当时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机构——罗马天主教堂（Roman Catholic Church）。这个教堂控制着英国的许多财富，以及英国煤产区的更多份额。它还控制着纽卡斯尔周围的大部分煤层，这里的煤日后将占英国整体煤产量的将近一半。实际的挖掘和拖运工作则由隶属于教会的奴隶完成。在封建社会，无论掌握社会财富的是贵族还是教会官员，一个阶层总是要靠奴隶们的体力来支撑。所以，最早的英国采煤者实际上是那些奴隶，他们利用耕作土地的间隙采煤；而这世界上最大的煤矿的经营者，却是泰纳河畔的那些主教、修道院院长、僧侣和修女们。
当然，奴隶也好，主教也好，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挖掘的到底是什么。由于煤离地面很近，所以许多人认为它是一层有生命的植被。甚至还有人提议给煤施肥，以促进煤的生长。
从法律上说，奴隶主在自己的领地上只要发现煤，就可以自由开采，不必考虑王室的要求。但在海峡对岸的欧洲，却不是这么回事儿。那里的君主常常将私人领地上发现的矿产据为己有。然而在英国，继颁布《大宪章》（Magna Carta）之后，1217年又颁布了《森林宪章》（Forest Charter）。在这份宪章中，君主向奴隶主做出了让步，不再过问奴隶主领地里的木材、泥炭块等资源，煤也名列其中。尽管王室仍然占有境内任何地方出产的珍贵物资，但煤这种不起眼的、可能被肥料污染了的燃料，却没有引起王室的注意。
很久以前，纽卡斯尔的煤炭贸易差点儿引发了一场阶级斗争，斗争的一方是教会，另一方是一群想做煤炭生意的商人。这些商人身处城镇的底层，大多是自己挣钱赎了身的奴隶，他们想获取附近煤矿的控制权，以便从中抽取一份利润；而当时，矿井都被达拉谟（Durham）的主教和泰恩茅斯（Tynemouth）的修道院院长控制着。于是，在商人和神职人员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这是已知最早的与煤炭贸易相关的暴力行为。
根据1268年的一份法庭卷宗记载，当时，一队城镇议员在市长的带领下，拿着武器冲进泰恩茅斯修道院院长的领地，烧毁他的工厂，殴打他的僧侣，并从他的码头盗走了一艘“满载海煤的”轮船。城镇的商人们在法庭辩护中恳求道，如果僧侣们进行煤炭交易时不再经由商人，那么他们将放弃自己应得的份额，但同时，他们也不再向国王缴纳煤税。最后，商人们赢得了那场诉讼，修道院院长不得不拆除自己的码头。在未来的若干世纪里，虽然暴力冲突极少发生，但教会官员与新兴商人阶级对煤炭贸易控制权的争夺将一直延续下去。
13世纪里，教会和煤炭商人为煤炭利润而展开争抢，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16世纪中期以前的煤炭贸易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煤的使用还没有普及。之所以很少有人烧煤，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原因就是煤烟，英国人发现煤烟的气味既令人作呕，又有害健康。埃莉诺女王1257年访问诺丁汉时，没待多久就匆忙逃离了，因为她无法忍受煤烟的气味，并且担心煤烟会危害她的健康。
令埃莉诺女王感到烦扰的烟味儿，可能是铁匠烧煤或人们烧制石灰时发出的，这些石灰要用来修整诺丁汉城堡。在13世纪，诺丁汉人并不在家里燃煤，因为煤的气味实在不讨人喜欢，不适合家庭使用。当时烧的煤大部分是从靠近地面的地方开采出来的，确实极易产生煤烟。后来，诺曼底的城堡和一些大庄园竖起了排放煤烟的烟囱，但直到两个世纪后，这种奢侈品才出现在普通人家的小房子上。一般家庭通常在房屋的中央用石头垒起壁炉，远离木制墙壁。因此，煤烟很容易就会充斥整个房间，直到它从墙壁或屋顶的缝隙里慢慢散逸。几十万年前，直立猿人把木头火堆聚拢到木制的宽敞棚屋里，从室内空气质量的角度看，13世纪的英国人并没有比直立猿人创设的这种条件进步多少。
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从1285年开始，为了解决煤烟的问题，在伦敦设立了很多委员会，因为当时人们纷纷抱怨煤烟已经“污染和腐化”了空气：在1306年夏天，铁匠、酿酒者和其他需要硬燃料的人们，因为燃烧了太多的煤而引起广大民众的抗议，政府于是颁布了一道禁止燃煤的法令。尽管新的法令规定对燃煤者课以重罚并毁掉其熔炉，但还是有人偷偷地燃煤，这仍是一个问题。有传言说，有人因为违背煤的禁令而被绞死、被拷打、被斩首，但这只是传说，并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证实有人因燃煤而被处死，而且一些学者也认为这种说法不可靠。那些强制措施确实限制了煤的燃烧，但这只是暂时的，几年后，烧制石灰者和铁匠们又重新使空气中充满了煤的辛辣而刺鼻的气味。
伦敦之所以鼓励燃煤，原因很简单：伦敦的人口乃至英国的人口都已大大增长，这导致森林面积正不断减少。城市附近的森林首先遭到了破坏：人们为了取火而燃烧树木，为了得到木材而大肆砍伐，为了种植谷物、饲养家畜而向森林无度索取……由于森林提供的能源变得越来越珍贵，因此人们转而求助于地下资源。那不断扩张的城市和逐渐缩减的森林，在那些煤炭商人们的眼中，也许意味着一个煤炭工业欣欣向荣的春天。但实际上，要解决能源这个特殊的问题，不能靠煤，最根本的是要大量缩减人口，或许这要靠一次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来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