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水欣赏完景监同志的大钱——“孔方兄”的祖宗，又在得到允许后跑去旁听了商鞅在全国地方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潇水和大家一脸虔诚地听商鞅说道:“当前的税收改革工作责任重大，各郡县组织一定要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各立门户，各自交税，否则一人要交两份税。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税源充足，国富兵强。严禁大家族隐匿人口，导致这些人不交税，确保国家征税和未来征兵工作的顺利完成。对那些收罗民户，隐瞒人口，逃避户税的大家族，该抓的抓，该查的查。要查就要一查到底。对于那些游手好闲、弃农经商者，我们不打击也不支持，但经商破产的，一定要严厉整顿，妻子儿女充官为奴。另外，铁、盐业是税收重心，必须加强管控力度，由国家专管专卖，国家来挣这个钱，严禁私铸私煮。我们必须花大力气捣毁私人铸、煮窝点，由国家实行统一征购经销，利润上交国库。
“各位，所有这些措施法令的推行，势必大大增加我们的税收，给我们国家的崛起带来希望，这在税政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我们从事的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几百万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秦国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实践证明，我们的法家改革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我们的工作基本做到了实处。搞得好，抓得实，有特色，办实事，这是我们的特点。在巩固前段成果的基础上，我要求把变法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全面落实，稳扎稳打，边改边整，决不手软!各位，我们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继续下去，我们一定要成功!”
两旁官员，均已提前将双手提至胸前，左右相对，间距半尺，等商鞅讲话一完，便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主持人宣布:“今天会议就到这里，全场起立，欢送大良造离场——二级戒备!”
大良造商鞅在一片兵器碰撞和脚步杂沓声中，离开会场。接着，大良造去会客厅接受了记者潇水的专访。下面是采访录音。
潇水（以下简称潇）:刚才听了您的讲话，很受鼓舞，非常激动人心，所以特意前来采访您。
商鞅（以下简称鞅）:好的。凡是有利于扩大我们秦国国际知名度的，我们都欢迎。
潇:好，谢谢。商鞅先生，刚才从景监先生的介绍，我深刻感受到贵国大西北开发的成绩十分突出。我看见西北的百姓，都神采飞扬，他们在街头、在田野、在家中、在广场，奔走相告，传诵着大良造的英名。可是我很想问一下，为什么您却战战兢兢，连开会和呆在家里都要二级戒备呢?
左更（爵位名）代为回答:这是因为有些大家族出身的人，对改革怀有敌意，伺机破坏。他们派出恐怖分子，直接威胁着我们大良造的人身安全。
鞅:是啊，很不幸。这说明我们有些官员，思想还没有彻底转变。我们的变法工作，还是任重道远啊!
潇:那么，您怎么办啊?
左更:大良造出行的时候，实行一级戒备，几十辆青铜防弹战车前后开道，大力士保镖左右贴身，全副武装的战士持矛操戟，成两列在左右跑步前进。这几条戒备，一样不全，我们也不能允许大良造出门。总之，我们有理由相信，大良造打个喷嚏，秦国的经济就会感冒。所以确保大良造肢体完整，是我们的天职。
潇:很好，谢谢!从上个世纪末的魏文侯时代开始，八十年来，变法变得非常时髦。李悝、吴起、慎到，都有变法，此时此刻，韩国申不害先生也在变法，你们之间有什么相同与不同呢?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一下你们这些法家的思想?
鞅:我们相同的地方，也就是一句话——都想强化君权。
潇:这我在申不害那里也反复听到。我不明白，强化君权除了能让国君爽一点儿，还能有什么好处?
鞅:强化君权，国内政治就安稳，少了那些弑君案，类似三家分晋的事也不会再重演。为什么鲁国最弱，打仗不行，经济也不行呢?就是因为他君权太弱!鲁国分封的三桓——季孙、叔孙、孟孙，把国君的军队给瓜分了:季孙氏收了一军，连同为一军提供兵饷的乡邑也归了自己;叔孙氏把另一军的战士归了自己，这些战士家里的父兄还留给国君，算是夺了一半儿;而孟孙氏则把第三军的一半战士归了自己。这样，国君的主要权力就被瓜分了，经济上也只能靠三家的进贡来维持。国君招待宾客时穷得要命，还需要去三家里借设备。后来他们还是把国君给赶跑了。最后，季孙氏干脆在他的封邑上宣布独立。你说，这种分封制下君权软弱的状态，国家能强大得了吗?三家各行其政，政出私门，整个鲁国对外一点儿竞争力都没有了。晋国本是春秋霸主，但是后来卿大夫家族势力上侵国君，互相争斗，各家各行其是，手中军队只为自家利益服务，而不顾及整个国家利益，甚至互相动武、火并。最后三家分晋，全没了。你说，君权不强化，能行吗?
潇:明白了。那么，你们是怎么实现强化君权的?
鞅:遏制分封!这是根本办法。所以，现在很多世袭受封的大家族都想暗算我。你说，我能不二级戒备吗?
潇:申不害的做法和您有何异同?
鞅:申不害主要是讲“术”，就是让国君监控着臣属罢了，这是治标不治本的。而我是讲“法”，从立法的根儿上来，取缔分封制。在我们秦国，达官贵族世袭得官、自由封地，政策都出于大家族私门，白吃闲饭的人口太多，这些蛀虫都是变法的对象。我们把他们的采邑聚合为县，全国分为三十一个县，由政府委派县长管理，随时撤换，不能世袭。通过这样一系列的相关法令就强化了君权。
潇:明白了，你的法，不是简单的刑事、民事法制建设，是一套政治、经济方面的强化君权改革的政令，对吧?
鞅（面露喜色）:不错！
潇:可是，您的政令，或者说——法，是不是照搬照抄了人家魏国法家李悝先生?
鞅:是继承发扬了他的法令，而且完成了经济体制变革，后者是李悝所无法比拟的。
潇:什么经济体制变革?
鞅:我们的法令也渗透在经济领域。首先是农业取消井田制的集体生产——那是大锅饭，群众没有积极性。井田制把公田的收成上交国家，私田的收成由耕者分配，所以农民们都不尽力于公田。我们改把土地分配到户，废井田，开阡陌，每户土地上交田租，产量越多，个人所得越多，所以劳动积极，上交田租也多了。我知道三晋早已经这么做了，但是我们做得更彻底，成效更显著。我们的亩产（当时一亩合现在的0.32亩——记者注）达到五十斤左右。三百亩地完税后的产量足够养活一家人，上交田租也很大。我们收租收税的法令也调整了，按照人头而不是土地。这样，大家族就不能收留食客，那些食客整日游荡，到处胡说，好吃懒做，我们让他们必须下乡务农，开垦荒地。开荒者特别优待，十年内不交所得税。我们在翻土、中耕、除草、收割环节，都普遍使用铁器。我们还吸引三晋的民工，给房给地，免除三代徭役，不用参加战争，吸引他们过来传播技术。这些就是奖励耕战的“耕”的措施。
潇:那“战”呢?
鞅:斩敌人一个首级，赐爵一级，俸禄五十石。斩敌人两个首级，赐爵二级，俸禄百石，依此类推。所以我们秦国男子乐意当兵，一辈子至少当两次，守卫首都一年，守卫边疆一年。我们反对大家族垄断政府。我们规定，没有军功，就必须取缔大家族的特权和爵位。他们的田宅、侍从、衣服的规格，都必须依据军功、爵位来设定，而不是出身。所以无能的贵族只能变成破落户。这就迫使他们也要立战功。
潇:这比中原诸侯有什么不同?
鞅:他们请托之风严重，官场风气不良。君主用人只是依靠大家族的请托。提拔一个人，全看他所属的家族、派系。庸碌无能的帮派分子轮享各种肥缺，真正的人才无法通过这个机制胜出，都被排斥在野了。我们反对任人唯亲，旧的卿大夫大家族里诞生不了英才，英才都出于草莽——就是布衣士人喽。所以我们广开用人门路，官员聘任的惟一依据是他的能力而不是他老子的出身。官员晋升的惟一依据是他的政绩或者战功，而不是他把道德吹嘘得多高。
潇:那贵国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政绩呢?
鞅:我们的“法”也涉及行政管理。法不光管着老百姓，也针对官僚。我们用严密的法令约束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整治官场作风。比如我们对一个负责器具制造的官员，就有严格的标准，达不到这个标准（比如他所监督铸造的器皿误差率超标），我们就认为他是犯法，就要罚款、免职甚至坐牢。我们认为，用法令约束比道德教育更加有效。我们秦国吏治清明，没有贪官污吏横行的场面，政府职能效率颇高，就是靠这些法令约束官员。
潇:这有点儿像是考核。
鞅:我们就是通过行政管理方面的法令，考核官僚，决定升迁。我们的口号是:“公正、透明、一丝不挂！”比如一个县长，我们要考核他管辖地面的粮仓数目，人口数目，壮年男子、壮年女子数目，老年人、体弱者数目，官吏文人数目，有益于国家的农民的数目，靠吹嘘游说混饭吃的人数目，马、牛、牲口草料的数目等等。我们管这个叫“上计”。
潇:哇，真够量化的啊!你知道两千年后的人们考核什么吗?
鞅:什么?
潇:德、能、勤、绩。
鞅:哼哼，都是强调品德作风。我们是以政绩论英雄，而不是孔子那一套道德礼仪。做官如果只在品德作风上作秀但没有政绩，也是没有机会的。
潇:噢……请问，在您的这一切涉及抑制分封体系、建立官僚体系、奖励耕战、考核官员的法令建设中，您总的改革体会是什么?
鞅:主要是四条：说，学，斗，唱。说就是对上级领导要会说，确保有领导撑腰;学就是使劲模仿魏国的成功经验;斗就是斗守旧派、斗大家族，抑制分封，斗个你死我活，警惕他们每一丝风吹草动和凶残反扑;唱就是对老百姓苦口婆心，反复宣导，确保群众参与。
潇:我听说您在宣导过程中，还有过“迁木立信”活动。其实吴起早在河西地区奖励军功的时候就搞过“迁木立信”。
鞅:我们跟他有质的不同。他用的是车辕，我用的是木杆。
潇:那确实有很大不同。
鞅:改革，要先要树立起政府形象和改革者的信誉度。我就在农贸市场南门，竖立起三人长的木头，谁能把它扛到农贸市场北门，赏谁黄金二百两。群众都持观望态度，我们遂把赏金提高到一千两，人们还是满眼疑惑。这也反映了在变法前夕，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最后，我们不得不派出“托儿”，他分开人群，跨上前去，扛起木头就走。许多看热闹的人，好奇地一直跟到北门。于是我亲自代表政府，给这个“托儿”一千两黄金。这事儿很快就传开了，从此极大地提升了政府信誉，为接下来的立法和体改工作构建了平台。
潇:我听说，在改革进程中，还有人试图破坏你们的改革成果，教唆太子驷违反您的法令。太子犯法了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