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让与专诸、要离、荆轲，并称千秋侠烈之客，扬名青史，他们都是为了信用、忠诚和名誉而活着，骨头是硬的。“我心非石，不可转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这是战国士人的人格表白。如此的倔傲，千古慷慨。
所谓士人，也叫做布衣，就是城市平民中的佼佼者（类似现在的白领）。他们习文练武，目标是去政府或卿大夫家族里干事（当家臣），战时则登上战车保家卫国。所以士人最珍贵的，就是效忠他所供职的家族或政府，豫让那“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条，是士人为人处事的千古原则，对后来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影响至深。
这种精神，随着后来皇权社会的来临，慢慢淡化了。因为没了分封的家族，自然也不再强调对主家的效忠，而只有强调对最上面的皇权的效忠，可惜的是，在儒家思想愚弄下，它演化成了一种对皇帝的媚态和奴性。豫让这种以死报知己的侠烈之气，遂为历史绝唱。豫让死掉的那座石桥——豫让桥，至今还有，就在太原晋祠附近，喜欢凭吊怀古的人旅游时可以去看看。
但是时光到了明朝初年，在历代褒扬豫让的文章中，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反对者，就是那个被燕王朱棣割了下巴、灭了十族、凌迟处死的硬老头——方孝儒先生。方老师不喜欢豫让，他在《豫让论》中对豫让进行了恶狠狠的批评。方老师的意思大致是，豫让沽名钓誉，不能规谏主子智伯于危难萌发之前，徒然争死于其后，附于刺客之流，不足以当国士。这个脾气刚烈的方孝儒，写这文章的时候大约还在发迹之时。他对建文皇帝又有什么“规谏、开悟”呢?当反叛大军杀过来的时候，他躲在深宫里和皇帝彻夜谈论的却是先代礼仪。等到皇帝败亡，他却变得逞能起来，使劲儿骂街，朱棣不想杀他，他就使劲儿骂，直到把自己和十族人全部搞死为止。方孝儒也是“徒然争死于其后”，甚至不如豫让能励志复仇。
自从宋代理学盛行以后，儒者往往高悬道德标准以苛求别人，方孝儒之责备豫让就是如此。以过高标准来苛求别人，则任何人都可以被指责，结果形成了“三代以下无完人”的局面。如此悬旨过高（靶子立得太高），谁的箭也射不上去，索性不射，目标也就没激励性了。大家索性放弃标准，放任自流，但口头上还是要尊重标准的，于是满嘴仁义道德，实际贪鄙作奸。道德标准只是嘴上说说，骗人骗己罢了（只在处理寡妇改嫁问题上才格外认真），终于把中国人培养出酷爱形式主义、上下敷衍的好习惯，宋明大儒难辞其咎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