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入研究农业起源问题之前，将该问题放在其它一些社会变化的背景下来看，无疑会有些帮助。这些社会巨变同样触犯了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历次经济大革命的影响力是基本相同的，而人们有时在面对生活条件急剧恶化的情况时，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适应力。当时，这要他们认为这种生活的恶化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只是暂时情况。工业化进程与农业化进程是相似的。毫无疑问，在工业化的早期，工人们的生活也在短期内遭到了破坏。工业化使得工人们离开了农村的家乡，告别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而被抛进城市的贫民窟中，在备受思乡之苦的同时，还要被迫接受残酷的生存竞争。19世纪早期的一些社会改革家，告诉那些早期工业化的受害者，情况可能变得更糟糕：因为资本主义天生具有剥削性，只有鲜血才能洗去它的罪恶。回顾过去，工人们为工业生产卖力工作，使得工业化的进程进行得比预想的更加顺利。他们的牺牲获得了回报，工业化为最广大的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的生活。但是，在过渡时期，那些早期工业城市中的工人们，只能被迫忍受恶劣的生活条件，从事着繁重劳累的工作，但他们心中怀有希望，认为终有一天会过上好日子，或者他们相信，这种生活只能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在今天工业化国家的特大型城市里，也能发现相似的情况。在这些城市的边缘，挤满了低矮的棚屋，这里没有卫生设备，屋里尽是一些花里胡哨的便宜货，这里的居民不可能享受到市民及社会服务。这些居民中，有些是被城市吸引而来，有些是被迫至此，有些来此则是两种原因兼而有之。人类是一种爱冒险的动物，他们为了自身利益的打算，看上去非常理性，实际上却有些莫名其妙。至少经济学者认为，理性这种东西并不能预言群体行为。因此，我们不要再去听信那些关于人性的神话故事，要承认人并不是一种精通经济的动物。一些看上去很是开明的自我利益，并不能指导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特别是我们要做集体决策的时候。如果那些精于得失算计的人生活在以前，他们是绝不会引入、也断然不能容忍农耕活动的，而古代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及黄河文明均是依靠农业活动建立起来的。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农业的出现显然是损害了许多参与者的利益。
在农耕业首次出现的时候，那时的世界正是处于冰河时代的末期，全球正在变暖，冰层也逐渐的开始融化。任何农业起源的研究，都必须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就极其盛行一个流行理论，这一风行了20多年的理论是在绿洲假设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该前提假设，随着气温的回升，气候环境更加干燥，这就迫使动植物及人类都前往有水源的地区生活，这样，彼此之间生活的地域更加接近，也更加的相互依赖。但是冰层的消融速度似乎太慢，不至于引发这种各种生物之间争夺食物的危机，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农业的起源与气候的变迁有直接的联系。因为农耕活动是在世界的各个不同地区独立开展的，这些地区的气候条件差别也很明显，所以在气候这一先决条件上做过多的坚持，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绿洲假设”理论就渐渐地失去了市场，而其它可能的解释理论又随之出现。据一位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先驱者称，农耕是东南亚渔民休闲时，顺带出现的一种活动，他们拥有富饶的资源，于是在闲暇时，就对植物进行种植实验。又有一种说法称，农业是伊拉克北部山区居民的发明，这些地区有大量可移植的草本植物，也有许多食草动物。当然还有与此相反的理论，农耕是“边缘地区”出现的发明，在这些地方急需新的食物来源，也就是说，这些地区的普通居民，很难找到野生的食物资源。或者它并不是气候变化的结果，而是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是“日益加剧的文化差异及人类专业分工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还有说法认为，农耕是自发产生的：在人类曾经居住过的遗址废墟中，出现了大量的新物种。又有人认为，农耕活动是迫于压力而实施的一项战略——因为人口与日剧增，而人类可食用植物资源又面临枯竭的困境。这种来自剧增人口和锐减资源的压力，迫使人类必须找到可食用的新物种，也必须摸索出一套精耕细作的方法，来栽培仅存的可食用植物。
上述最后的一种假设性解释，从表面上看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它符合一般的常识。同时人类学家关于农业起源问题的富有成效的工作，也对这种解释给予了支持，近来学术界也在讨论这一理论。人类需要新的资源这一说法，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非经常性农业人口，比如那些从事季节性耕作的农夫，或者一些无意开展杂交种植、只进行简单栽培的农业人口需要发展新的技术。但作为解释农业起源最有说服力的理论而言，它还与生物年代学的一些事实不相吻合。一些因人类狩猎活动而消失或者减少的物种，在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上与生物年代学不符。在农耕文化发达的地区，人口的确也是在增长，但在大多数地区，这只是事情的结果而不是事情的原因。人口压力能够解释为什么大灾大难不能阻止农业的发展，即，在人口增长的同时，因为“棘齿效应”人类不可能再回到采集食物的年代，而只能进行精耕细作的劳动。但人口压力没有解释出农业的起源问题。农业最终只是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起来：我们似乎更有理由宣称，资源的极大丰富、而非匮，乏才是农业发展的先决条件。
由于以上理论对农业起源问题解释的乏力或失败，使得人们对于使用唯物论解释该问题提出了质疑，于是，人们转而求助于宗教甚至文化，来回答该问题。一种根植于政治文化研究的解释，获得了广泛的讨论，也具有深刻的说服力。食物不仅仅是维系人类肉体的生存，它也是人们社会影响力的一个来源。如果人们可以通过食物而获得社会中以忠贞及义务形式表现出来的权力，那么，就会有许多人竞相进行宴请活动，即使人口不出现增长，而食物的供给也很稳定充足，这也自然会引起食品需求的急剧增长。在这样充斥着大吃大喝的社会中，如果权力阶层的人物能够依靠慷慨的赐予食物，来博得大家的喜爱，那么，精耕细作的农业方式和大面积的食物储藏地自会派上它的用场。不朽的文明变成了一场狂欢的盛宴。
顺着政治背景的思路来理解农业起源，我们很容易赞成某些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古代的人类选择农耕方式是一种宗教上的回应。犁耕、播种及灌溉等活动都是宗教行为：这些都是生的庆典，对神的供养，也是人类与上天的交换——用祭祀品和劳动来换取营养。在许多文化中，使食物生长的能力，代表着神圣的天赋，或者认为它是文化中的英雄从上帝那里偷取的秘密，也有人认为，它是上天降下的灾难。人们饲养家畜，是为了在祭祀或者占卜时能有可用的牲口，当然这也能为人们提供食用的肉质品。在许多社会中，人们还会栽种一些专用于祭祀而不可食用的植物，比如薰香、迷幻药，在安第斯山脉高海拔地区的居民还种植一种专用于祭祀的玉米，在这里，人们把庄稼敬若神灵，而耕作就是一种朝拜的仪式。种植活动可能源于一种繁殖仪式，灌溉则相当于奠酒祭神仪式，为田地修筑篱笆，则类似于因对珍稀物种的敬畏而采取的保护措施。
如果以上的解释都没有完全的说服力，那或许就是我们自己误解了农业的出现过程，我们以为这是人类刻意而为的结果，需要由此来达到某个特定的目的。农业的出现可能根本没有原因，它就这样发生了，出现了。也许农业就是一种进化中的适应过程，或者是类似于适应的一个变化结果，这其中无意间掺杂进了参与者的某些意志。传统上，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一直在追问当时的人们是怎样想到的这种方式，仿佛这其中有着特别奇怪的原因，而对于为什么人们需要农业的问题却置之不理，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农业是自然而然的出现，也许会帮助我们转换一种角度和方法，来探究农业起源问题。毕竟，我们现在知道，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都往往会独立地出现由采集食物向农业活动的转化，而且这种过程往往都会逐渐地得到强化。因此人类与植物关系的历史再也不能被看作是孤立的、毫无特征的。
以这种观点来看，农业耕作与食物采集又得到了统一，它们都是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这两种方式很难被截然的分开。在索拉诺沙漠里生活的巴巴哥人，会根据气候来选择或者放弃农耕这种生活方式，如果天气允许，他们会在水面种植上快速生长的各种豆类植物。考古学家布莱恩？法干曾说，“即使在最初人类以狩猎或采集方式获取食物的社会中，人们也清楚地知道，种子在种植后是会发芽的”。在远古时代的冲积河谷地区，那里人们开展的农业活动也是获取食物的一种方式。它看上去让人有些迷惑，因为与其它农耕文化的早期相比，这里的农业化进程显得比较迅速，但该过程仍然经历了好几千年，才逐步得以完成，人类与其它生态群落的关系也是一点一点地发生了变化。博物学家大卫？林多斯描述早期农业的用词非常精辟。他认为这是“人业与植物的共生性”，是“共同进化”的结果，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关系，就好像蚂蚁无意识地对真菌的培养一样。那些在人类选种移植后，才出现的粮食作物品种需要人工的培养才能存活繁殖，比如草本的种子没有人工辅助剥去表壳就不能落地发芽。农业是偶然发生的变革，是在进化过程中无意间涌现出的一种全新机制。
无论是人类的发明还是自然的进化，从长期来看，农业活动的确比人类其它的变革更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不论是在世界的面貌上，生态结构上还是人类的饮食上，农业活动所施加的影响，都是以前的狩猎、捕鱼及家畜饲养活动不能相提并论的。在现代，人们所消耗的所有碳水化合物、近3/4的蛋白质均来自植物。植物为世界提供了90%的食物。人类食物链中，几乎所有动物都是用饲料喂养出来的。农业生产仍然主导着世界经济，当然，现在它的从业人数不是最多的，相对于在工业革命及后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新兴人类活动而言，食品制造业仍然保持着它的经济霸主地位。我们仍然完全地依靠食物来生存，它是其它一切的基础。在农业活动兴起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部分农作物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也引起了人类格外的关注。这些农作物都是人类的主食，也都是主要的淀粉来源物，在农耕活动的早期，正是这些作物为绝大部分人提供了食物。这些农作物又可分为两类：草本植物（详见后面篇幅的阐述），以及根茎、块茎食用植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