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家名为“蒙古人铁锅”的餐馆里，当年蒙古人生活的场景不可能得到再现。但是当年蒙古人的确是用金属器皿来进行烹饪，这种烹饪器皿打制得非常薄，使其非常轻便，易于携带。烹饪器皿的中间，制作成了漏斗的形状，以便炊烟能从漏斗中间散走。锅边上的水沸腾作响，很快就可以将肉片或者暖人心肺的羊脂煮熟。在严寒的季节里，凌厉的寒风呼呼作响，西伯利亚大草原的气温能够猛降到零下４０度，羊脂是蒙古人在这种气候下最爱的食物。蒙古人也喜欢在薄薄的铁片表面涂抹油脂，然后将其放到火上来煎炸食物。这就是游牧民族的食物，也是为作战而准备的菜式。这不禁让人回想起从前的战争年代，战士用布条绳索等东西升起了营火，用长矛作为烤肉的铁叉，用盾牌作为炒菜的铁锅。对于定居农耕生活的农夫而言，他们是不喜欢这种食物的，而游牧民族也仇视农夫，并对他们进行攻击。
蒙古人食用的肉类基本来自他们的伙伴——马匹。但他们是不会随意处置多余的马匹的，只有当其老死后才用来食用。另外，他们还食用一种尾巴非常肥大的绵羊，这也是游牧民族的家畜饲养者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自古以来，在阿拉伯地区，就有关于这种奇怪绵羊的记载，时至今日，它仍被广泛饲养，特别是在近东及中亚地区的大草原及高原地区。游牧文化一直在这些地区非常盛行。这种绵羊拖着一条显得非常累赘的尾巴，甚至好像海狸的尾巴一样宽大。宽大的尾巴使其丧失了大部分的灵活性，有时甚至需要在其身后绑附一架小车，使其能将尾部放在小车上一起拖走。但是这种绵羊带来的益处却大大超过了不便之处。牧民们通常食用的牛肉，肉质都比较老，而这种绵羊尾巴的肉质非常细嫩，尾部的油脂可以轻易的融解开。即使牧民们没有时间将其加热或者烧烤，油脂也可以生吃，并且非常容易消化。将这种珍贵的油脂贮藏在一种动物的身体内，而且无需专业的屠夫宰杀，就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对于整日生活游移不定的牧民们来说，不啻是上天的恩赐。
因为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大部分地区均找不到木柴，蒙古人传统上就利用动物的粪便来升火进行烹饪，或者根本不用烹饪，就直接食用那些不需要明火加工而在风干后就可以下肚的肉类。他们还有一种独特的加工方法（这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方法自中世纪以来就遭到了欧洲人的厌恶抵制），蒙古人将切割下来的肉块放到马鞍下面，随着行进中骑手对肉块的撞击，再和着马匹流淌的汗水来对其进行嫩化处理。作为烹饪的一种替代方法，克罗地亚的一位上校于1815年与布里亚？萨瓦兰共进晚餐时，对这一肉类加工方式进行了权威的推荐。萨瓦兰听后，不禁惊呼，“我的上帝呀！”
这位上校说，当我们在野外感到饥饿时，我们首先会把路上碰到的动物打死，割下动物身上的一大块肉，撒上盐（我们通常会在马刀挂套里面带上一点盐），然后将肉放到马鞍下面；在骑马前进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会将这些肉取出来，大口大口地将肉撕下来吃掉，“咂咂咂，我们吃得很香，感觉是在过着王子般的生活”。
除此以外，蒙古人传统上的其它食物主要来自于马奶和羊奶。马奶对蒙古人尤其重要，它富含的大量维生素C，使得居住在大草原的牧民不用吃水果蔬菜，也能够生存下来。牧民们每天的食物，绝大部分都是奶制品，这些奶制品浓稠不一，而且甘甜辛辣也各不相同。但蒙古人最有名的奶制品还是马奶子酒，这是他们在举行仪式庆典时饮用的一种烈酒。该酒的传统酿制方法是将马奶放在一个羊皮囊中，再加上一点粗制凝乳酶使其发酵，定期轻轻地摇晃，在有少许气泡出现的时候，就可以饮用了。肯尼亚的马萨伊人是另一个开始畜牧业养殖的民族，他们体内80%的能量摄取均来自于奶制品。他们还有一项技术非常的出名：能够在行进中给牛放血，然后包扎好伤口。所有的长途季节性迁移放牧，都需要用到类似的技术。因为母牛蹄上的血跟牛奶一样富含营养。定居的人们喜欢将血进行烹饪后再食用，他们认为游牧民族茹毛饮血的习性是野蛮未开化的象征。但这对于游牧民族或生活在大草原中缺乏能量补充的牧民来说，的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于蒙古人来说，这也是一件有利的战略武器：它可以使得进攻部队免去后勤补给之忧，提高进攻速度，惊扰来犯之敌，同时也能使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管理一个庞大的帝国。
从表面上看，牧民们的饮食主要是以动物的肉类为主，与素食品完全没有关系。但由此认为牧民非常轻视农产品，这是不正确的：他们是受到了历史问题的制约，不得已形成了这样的饮食习惯。因为蔬菜、水果及谷物不适合在牧民生活的环境里生长，粮食及果蔬对于牧民们来说，都是非常珍贵、来之不易的。他们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来引进这些食品，通常都是通过战争后的贡品方式才得到这些食物。在过去的300年间，定居的农耕社会发展出了高度的种植技术，这些是游牧民族通过战争弥补不了的差距。游牧民族对农耕社会的仇视，不仅仅来自于对方蔑视他们的文化，还在于他们贪婪地希望分享对方文化的果实。在利奥·阿夫里坎那斯于16世纪早期到塔尔吉人营地做客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主人用小米面包来招待他们，而自己却是喝奶吃肉。这些面包是切成了薄片后，加上当地生长的各种香草烘烤而成的……王子注意到客人对此举非常不解，就和蔼地向他们解释称，在他生活的沙漠中不能种植谷物，土地里能够长什么，他的族人就只能吃什么，而谷物类的食品是留给路过的尊贵客人食用的。但是，利奥怀疑王子这番话的真实性，从那以后的许多学者也持有相同的怀疑态度。牧民们如果想要吃到谷物，他们只能通过实物交换，战争掠夺、或由其它民族进贡获得。当然，他们也可以去采集野生的谷物。
但是，采集谷物并不总是能够有所收获的，因为有些环境中的野生可食用植物实在少得可怜。但在有可能采集到的地方，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前去。这其中，不仅包括一些寻找适于栽培植物的农夫，也有一些有着丰富经验的猎人及牧人。还有一些人，对于农业生产有着很强的文化偏见，他们的习性不允许野生的植物去适应家养栽培，所以他们也不得不外出采集食物。许多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找到了野生山药后，他们会将山药的块茎留在地里，或者将其移植到其它地方，以此来帮助其生长繁殖。这表明，如果他们愿意，他们是完全有能力栽培这些山药的，但是他们却没有选择这样去做。农学家杰克？R·哈兰是研究历史生态学的伟大先驱者。他在考察野生草本与栽培草本的关系时，曾亲自用石镰收割过野生的小麦，结果他在一个小时内收割了4磅的小麦。按照这个速度，古代的人们在能够找到野生可食植物的地方，根本就不会想到再去栽培这些植物。明尼苏达州的湖稻，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美食，而在以前，它就是当地人的主食，他们付出少量的劳动就可以收割到大量的湖稻，相当的经济合算。
但我们现在仍然不清楚，当时的人们，是从哪里开始、怎样改变了获得植物性食品的方式，从找寻采集食物转向了农业种植生产。在新的方式下，农夫们不再从自然界偶然出现的物种中获得食物，他们开始将大量的可食性植物移植到新的地方，为使移植后的物种适应新环境，人们开展了一系列野心勃勃的改造自然的活动，后来我们就把这些活动统称为一种叫做“文明”的东西。在种植前，人们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播种前准备工作：翻地、灌溉、施肥、清除周围的植被及杂草、驱赶野兽、开挖引水渠道、修筑篱笆、疏导水道，并通过开挖沟渠建造护堤的方式来改变土地地势，。然后农夫们就能够通过精选种植、杂交及嫁接等多种技术来培育出新的食用性植物品种。与畜牧业一样，农业也是人类在自身进化过程中改造自然的最伟大活动之一。在农业活动中，人类没有依靠自然的选择，而是通过自己亲手的分类筛选创造出了新的物种。从历史生态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世界史上影响规模最大的革命，是人类新征途的开始，直到16世纪出现的“哥伦布大交流”（我们将在以下的篇幅中谈到这点，参见以下第187页）及20世纪末的基因改造技术，才能在影响上与其相毗美。
人类这种食物获取方式的改变令人感到不解，部分原因是，这种改变发生得如此仓促，在1万年至5千年前的五个千年时间里就完成了转变。相比较人类此前的漫长历史，这点时间实在是太短暂。在以前的时期里，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人类，都主要依靠采集方式来获取食物，但是到现在，农业耕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经非常普遍，绝大多数人最终都以此为生，这种巨大的转变的确让人吃惊。在这种食物获取方式发生转变的地方，整个社会的政治面貌与社会面貌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对于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民而言，他们是不欢迎这其中大多数变化的。因此，农业的起源问题成为了最近学术界重点讨论的话题。一个对农业起源问题相关专题书籍的调查显示，关于该问题，有38种互不相同的观点。但是没有一种观点具有完全的说服力，所以我们目前只能仍然相信达尔文提出的起源模式：当我们已经习惯食用新鲜的蔬菜及甜美的水果，我们很难相信，祖先们曾经将野生胡萝卜及欧防风（欧洲萝卜），长满卷须的根茎，一小点大的野生芦笋、野生的螃蟹及李子视为珍宝。但当了解到澳大利亚及南部非洲原始人的生活习惯后，我们就不会再对此怀疑….这里每个地区居住的原始人在日常居所的周围都栽种了各种植物。他们在经过了多次艰苦的尝试后，才发现什么样的植物可以直接、或者在经过烹饪后食用……栽种过程的下一步骤就是进行播种，当然这是要播下可食用植物的种子，这就要动些脑筋，进行一些预先的考虑部署。土著居民常常已经在他们房屋周围的土地里，施放一定程度的肥料，地里终究会生长出得到改良的物种。如果出现了一种特别优良的本地野生物种，这一定会引起原始人中某些聪明者的注意，这些聪明人会对优良品种进行移植，或者直接向地里播撒这些品种的种子…在人类刚刚进入文明时代的早期，移植某些高等物种，或者将这类物种的种子播种到地里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不需要进行太多预先的考虑。
显然，在这种模式里有许多有待解决的小问题。对于农业的起源问题，我们不能再说“或许”发生过什么，“可能”发生过什么，这显然不能使历史学家们感到满意（虽然在回顾遥远的农业起源时，因为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这样的措辞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了解真正发生过什么，就需要为我们的猜想找到证据，而不是依靠单纯的推理。我们假想认为原始人的上述成就并不需要花费多大的心思，并不需要什么智者的出现，但这种假设并不能令我们自己信服，因为这与人类本身的特性是不相符合的：虽然我们还没有发展到极其聪明的程度，但据我们所知，自从人类出现以来，在每种类型的社会，在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不论是在旧石器时代还是后现代，不论是在新几亚还是在纽约，人类都出现过智商极高的天才。如果达尔文的说法成立，那么我们就应该在那些野生物种数量稀少、营养价值缺乏的地区找到最早的栽培植物，但实际上，事实与此恰恰相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