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盈死了，干净了，别人还要跟着他受罪。那些跟老栾家沾亲带故的人，都被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从人堆里蒸发出去了，连他的同性恋朋友也不放过。帅哥叔鱼是栾盈的“同志”，被绑在朝外候审，一同陪绑的还有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长舌男叔向——捆在那儿顾盼神飞，谈笑自若，还摇头晃脑背诵书本上“优哉游哉”的成语，好像在等待记者拍照。
鸭哥叔鱼说:“哥哥啊，咱就别这样了，您看咱俩都快死了，就别乐了。快看，那边有人过来了，赶紧求求他，让他找主公说两句好话，没准儿能放了咱。这人可是主公面前的红人儿呐。”
叔向说:“啊呸，什么叫红人儿——主公说是，他就说是，主公说不是，他就说不是，这样才能当红人儿。这种人能帮助我们吗?你说!”鸭哥叔鱼不信，向那人哀求了半天。那人进去，果然一会儿出来宣判:“主公说不审了。”
鸭哥大放异彩:“谢谢谢谢!”
“不用谢不用谢，那谁，直接把他们下狱吧!”
啊!是这样啊?鸭哥差点儿哭了，你没救我啊!鸭哥使劲挣扎，大骂黑暗势力腐朽。
“不要急，我们先去监狱住吧。祁奚大爹自然会救咱们的。”叔向讲。
“没有道理呀，祁奚跟咱没交情啊。”
“看看就知道喽。”
祁奚就是那个“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老家伙，这时候退休赋闲在家抱孙子，听说叔向因为栾盈的事陪了绑，觉得叔向多少还算有点儿小聪明，似乎不应该现在就死，于是连夜出发，咯咯吱吱坐了公共汽车，一早跑进都城，来见范宣子。当时的公共汽车有两种，一种叫“传车”，是慢车，一种叫“”（读“日”），是快车，停站少，速度快。祁奚就是乘而来，救人事急啊。
他对范宣子说:“古代的鲧，治水失败，脑袋被割了。他的儿子大禹却得到继续任用。管叔、蔡叔和周公，都是周文王的孩子，管叔、蔡叔谋反，周公前去平定。这些例子都说明，骨肉亲戚之间，都有好有坏，不能一概株连。栾盈犯罪，但叔向好谋能断，是社稷的根本，怎么可以随便株连呢?”
精辟!
范宣子鼓掌，马上放了叔向和老鸭哥叔鱼。祁奚的话高明，就在于暗把范宣子比为大舜。大舜杀鲧用禹，如果范宣子也灭栾氏但是放叔向等人，岂不是大舜一样的功德。范宣子能不爱听吗?为了免于祁奚他老人家再坐公共汽车颠簸，范宣子赠他一辆私家马车，让他高高兴兴返回老家。祁奚临走，别人问他:“祁大爹，要不要去瞧一眼叔向，既然您专为他而来?”“不要，没有必要，我跟他也不熟。”
叔向和鸭哥出狱以后，听说果然是祁大爹搭救了他们，鸭哥喜不自胜，要去登门道谢，叔向却说没这个必要。鸭哥硬去登门道谢，结果吃了祁大爹的闭门羹。祁大爹说:“我救你俩，不是为了你俩，而是为了公家，我无恩于你们，你们也无谢于我。”古怪的祁大爹真是有个性啊。君子之交淡如水，叔向跟祁奚自始至终，不交一面，也不交一语，但是生死之际，却能够倾力相助。春秋时代的古人性情，真是格调优美啊。如果你哪天去山西祁县古城玩，还可以想起祁奚，那里是他的家族封地。
但是，鸭哥叔鱼还是没有得到好死，他后来当了代理法官，给巫臣的两个儿子裁定土地纠纷案。其中一个儿子有点儿理亏，就以“礼”换“理”，送叔鱼以贿赂（贿赂品是一个大闺女。鸭哥叔鱼还男女通吃）。叔鱼于是袒护贿赂的一方，另一方就急了，在朝廷上当着晋平公的面动武，杀了叔鱼。叔鱼死后被判为“贪墨”罪，这是有史记载的第一例贪污受贿案，也是“贪墨”一词的出处。
潇水曰：
这些栾盈、范宣子你打我杀的故事，头绪纷乱，要想理清它，我们必须分析一下当时的社会性质。这段分析粗读起来吃力，其实却也有趣得紧。
我们说，大周朝有六类人。站在金字塔尖上的周天子是第一类人，周天子分封诸侯，形成第二类人——封建诸侯国君。这两类人之间的权力冲突导致周天子日益肾虚。周天子管不了他们了，他们之间就互相掐架，就是我们的列国兼并争霸战。
诸侯国君再往下分封，形成第三类人——卿大夫家族，这帮人经常上侵诸侯国君的权力，就像诸侯国君经常上侵周天子的权力一样——这是封建制的特色，西方中世纪的封建时代也是如此，比如法国内部就是几大公国割据。但我们从秦朝以后就不存在这种现象了，所以秦以后是皇权社会，不宜叫做封建社会，而商周适合叫封建社会。
当然，这第三类人——各卿大夫家族之间也常爆发内讧，比如这次“栾盈之乱”，就是“范氏”与“栾氏”间的争斗，并且掀起了六卿内讧的序幕，六卿斗得不可开交，君权更被打得七零八落，晋国国力衰退，直到最后“赵、魏、韩”三卿通吃其他三卿而胜出，三分晋国。上面说的这三类人——周天子、诸侯国君、卿大夫家族，全算是贵族，白吃饭的家伙，即孔子所说的“君子”。这三类君子之间，都是分封的关系，即周天子分封土地给诸侯，诸侯颁赐采邑给卿大夫。这是典型的封建制度（Feudalism），跟西方中世纪一样。
第四类人是“国人”，即城市平民。打仗是他们的权利，遇上战事就参军，平时在城里各司本业，跟现代城里人的状态也差不多，都是打工族。但他们参军的时候，多数是拎着武器在车下面走，当徒兵，当不了战车兵。战车兵是卿大夫家族的子弟来担当，他们美其名曰:“士人。”而国人中的佼佼者，也可以叫“士人”，如曹刿、督戎、孔子什么的，这些士人也有资格当战车兵。
第五类人是“野人”，也叫“民”，就是乡下的农民，他们一大宗族合在一起，天职就是种地，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阶级。他们人口数量最多，种地的事都是这些人身体力行，从而使我们有理由确定大周朝绝不是奴隶社会。
第六类人才是少量“奴隶”，比如斐豹。斐豹想出战，还需要经过范宣子特批，这是因为奴隶没有打仗的资格。奴隶在军队中，只能当炊事员，干杂役，负责搬运道具，发盒饭等等。奴隶们都干什么工作呢?奴隶不种地，种地是宗族农民的职业，虽然有少量很有钱的农户也可以买来奴隶种地，但人数很少——花钱买奴隶种地，不经济，还不如自己养活孩子呢。一定要奴隶数量极其充裕，价格极其便宜，奴隶才会涌入农业——因为农业是个低成本低获利的行业。用奴隶在制造业更划算些。怎样才能使得奴隶充裕、价格低廉呢?那就要像同期的希腊人那样，通过战争去捕捉或者像美国那样——贩奴。希腊的雅典人口四十万，奴隶占了二十万。美国建国时有七十万奴隶，占全国人口六分之一。中国，就是商周，都远远达不到这个奴隶比率，根本谈不上奴隶社会。一定是基于奴隶的经济，才算奴隶社会，而不是使用了奴隶，就算奴隶社会。商周的农业，都不是奴隶从事的，不是基于奴隶的经济。
在史书记载中，周朝奴隶主要在城里工作，给主子家里干活（相当于小保姆），出门也负责抬轿子，睡觉也当性奴，这从他们的称谓中可以看得出（舆隶、仆妾、僮）。手工作坊里也会使用少量奴隶，负责其中简单粗糙的工种，但主体还是一种叫“百工”的职业工人。想去从事“奴隶”这种很有前途的职业吗?一个自由人怎么才能变成奴隶呢?答案是有三条路:一是打仗的时候你当了俘虏，比如鄢陵之战的楚国俘虏，献给周天子，周天子安排他们在官府或大臣家里当奴隶。甲骨文的“臧”字，就是一个竖立的眼睛被人用戈刺割，表示把战俘刺瞎，使他失去反抗能力，改当奴隶，听主人家旨意，没有人身自由。（所以“臧”字又是顺从、良善的意思。现在已经成了个姓。）但是春秋时代的战争频度和规模都不大，战争奴隶没有多少人。另一个当奴隶的办法是申请破产，卖身为奴，签几年奴隶合同，以劳役的形式还完债就恢复自由。第三个是去犯罪。当时监狱修得不多，犯人及其家属经常被变成奴隶，发给卿大夫家和官府，进去干活，时间长短不等。这就像请“黑五类分子”的子女去扫大街一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