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卡因一旦跨越了这道线——一旦人们把它视为可以拾得起放得下而不受什么惩罚的东西——它流行的机会就为时不远了。一旦诸如甲壳虫乐队这样的领导时尚潮流的人开始涉足可卡因，显然这个星球上其他所有三十岁以下的人都会模仿他们。
但是可卡因最早是从哪儿来的？弗雷舍最早又是从哪儿听说它的？根据哈瑞特.维呐的精彩自传《帅哥鲍勃》所述，把可卡因介绍给弗雷舍 是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名叫比尔.威里斯的美国室内设计师，他拥有他自己所说的“绝对纯净的可卡因稳定的供应来源”。可能威里斯把弗乐士介绍给了自己的供应商，因为弗乐士似乎有充足的可卡因来介绍给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以及他们大部分的形形色色的追随者——包括年轻的玛丽安.菲斯福（第一次给她一条可卡因，她不知道正确的方法，一下子把弗雷舍所有的可卡因都吸了下去）。
比尔.威里斯本人第一次接触可卡因也不是在美国（当时可卡因在那儿还非常罕见），而是在他去意大利见的朋友那里。但是他们又是从哪儿弄到的可卡因呢？在寻找第一个再次发现可卡因的人的过程中，我决定给威里斯打个电话。后来证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开始，威里斯对同我谈话不太热情。接着发现他住在马拉卡克。房子里没有电话。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愿意同我谈谈1966年那时的鲁莽岁月。后来发现他显然不会给我回信，我又换了个策略：给麦卡特尼打电话。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浪费时间：为什么保罗爵士愿意谈论自己三十五年前吸毒的事？我想不出什么理由。我的想法是正确的。他不愿意。看，就是这样。
可卡因在国际舞台上再次出现，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诸如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这样的引导潮流的人在使用它，还因为它一直同另一类兴奋剂安非他明保持着联系。安非他明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引进的，同可卡因一样，它一开始也是作为神奇的万能药，春药和补品推向市场的。同可卡因一样，制造商吹嘘它能够治疗海洛因瘾——同样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还有一点同可卡因相同的是，军队也靠服用它来试图提高作战能力，结果二战时作战双方的士兵都大量服用它（它非常受欢迎，就连战时的流行歌曲都这样唱道：“是谁把苯丙胺 放进了墨菲太太的阿华田里？”）。战争结束的时候，复员的士兵便把安非他明也带回了家，于是这种药开始在平民人口中间广泛使用，它可以提高行为能力，消除无聊之感，还能减轻体重，然而老百姓弄不到足够的这种奇妙的药片。同可卡因的情况一样，没过多久问题就出现了。尽管传统的看法认为安非他明完全无害，但是人们对它的广泛使用导致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包括对这种药的严重的心理依赖，精神抑郁症，循环问题和过量使用可卡因产生的那种偏执性幻觉。经常使用安非他明的多是体力劳动者，例如卡车司机，因为他们发现它可以让他们长时间保持清醒：六十年代早期他们常见的习惯作法是“西海岸转个圈”——司机开着卡车从美国的这个海岸跑到那个海岸，然后再跑回来，中间根本不睡觉。安非他明的确使得有些司机可以连续赶路；还有些司机给弄得晕头转向撞了车。不久，人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药很危险，开始有人抱怨说应该对它采取措施。
由于医生在六十年代早期就意识到安非他明的危险性，所以他们开处方时开始限制这种药的数量。然而医生并不是安非他明唯一的来源。同可卡因的情况一样，安非他明类药物是作为解充血药出售的，用来减轻流感，哮喘和枯草热的症状，无需处方就可以买到一次性吸入剂形式的安非他明。到五十年代晚期的时候，那些找不到地方购买可靠的安非他明药片的人常常买这种吸入剂，把包装撕开，或是吃掉里面注满苯丙胺的药条，要么把药条放到水里煮沸，让里面的药溶解到水里去，然后把溶液喝掉。纽约营业到深夜的咖啡馆显然对这个过程非常熟悉，服务生和其他用餐的人闻到屋子里满是薄荷脑的味道时，会放任地对享用苯丙胺的人报以微笑。新一代的吸毒者是通过“无害的”鼻腔解充血剂认识毒品的。
六十年代的医生开始减少安非他明处方的数量时，警方也开始取缔毒品的非法来源，关闭迅速出现的大量非法的“安非他明工厂”。但是安非他明很难取缔，而且当人人都知道注射安非他明比吞食它产生的刺激要强烈得多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开始迅速升级。六十年代晚期，美国的验尸官对大量十几岁的年轻人的尸体迷惑不解：他们显然正处于风华正茂之年，怎么会早早夭折？随后的尸体解剖表明，他们的内脏器官衰老得像八十岁的人。这似乎就是静脉注射安非他明的真正问题：它会要了你的命。
与不断上升的死亡率相对应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使用安非他明的宣传战，警告年轻人说“安非他明会要人的命”。在数不清的知名人士的支持下，这场宣传战非常有效地改变了公众对安非他明的看法。让我们正视这一点：如果弗兰克.扎帕 对你说一种药很危险，那它可能真的是坏消息。
安非他明失宠之际，可卡因正恭候多时要来取代它的位置。当反对安非他明的立法开始发挥效力，使得“上层”的市场门户大开，那么可卡因的到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麻醉剂和危险药物局的发言人在1968年发表看法说，“可卡因走私------有极大的提高。直到1965年可卡因还不算大问题。现在它是个大问题。”待他作此番讲话的时候，美国海关查获的可卡因总量是45公斤，大大高于1965年的17公斤。到197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又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但是还没有人把反对安非他明之战同可卡因数量的提高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即将勾勒出接下来二十年的可卡因交易的前景。这一次，这些事件还是围绕着古巴进行。
并不是只有黑帮人物梅尔和西格尔对最近卡斯特罗政权下发生的转变不满。继美国黑帮人物被逐出古巴之后，古巴难民成群结队地逃离卡斯特罗刚刚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六十年代到达美国的难民每周都超过1，700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决定利用这些愤怒的古巴年轻人，于是便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召集起来进行训练——目的是要派他们替资本家们夺回古巴。当然，整个“猪湾行动”（即1961年企图推翻古巴政府的那次失败的行动）遭到惨败，结果大量接受过各种各样秘密行动技能训练的古巴人最后仓惶回到了佛罗里达。这些恶毒的反共产主义分子受过良好的训练，但是身无分文。他们会制造出各种各样的麻烦来。在倒霉的猪湾行动之后，这些出了名的2506旅的士兵们自己开始私下里同共产主义作战，把自己在中央情报局接受的训练运用到各种以前没有料想到的目的上去。一些人最后完全卷入了二十五年后的“伊朗叛军丑闻”之中，为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的一场毫无希望的革命运动运送武器和各种供给品，徒劳地试图推翻一个合法选举出来的社会主义政府。同其他此类秘密行动一样，这次行动既有悖道德和法律，而且还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但是2506旅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问题在于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太过投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