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在德国的特宾根大学，奥布瑞特.黑斯克姆勒揭示了这个故事更为阴险的一面。有关可卡因能有效地戒除吗啡瘾的报道源于《治疗学学报》。黑斯克姆勒发现，这份杂志完全归底特律的派德制药公司所有。事实上，《治疗学学报》与其说是一份医学杂志，不如说是全美国医生的免费时事通讯——一份唯一目的就是给派德制药公司的产品作广告的杂志。猜不到吧，派德公司是美国唯一一家生产和销售可卡因的公司。同古柯历史上的几乎每一次重大事件一样，与其说它与可卡因本身有关，到不如说是与一样比它阴险得多的东西有关：金钱。可卡因能治疗鸦片瘾的整个故事从头到尾都不过是一系列的谣言，是一场精明的销售战的骗局。作为广告，它效果好得令人吃惊；可是作为医学报告，它完全是伪造的。
弗洛伊德一开始研究可卡因的时候，首先在“首席外科医生办公室” 的索引条目——一一个全面列出美国出版的报纸上的有关任何题目的报道列表——下查询“可卡因”。他在这里发现了刊登在《治疗学学报》上的许多文章，他并不知道这些文章不符合医学逻辑，于是照单全收，丝毫也没有怀疑其可靠性。他在《关于古柯》一文中引用了七篇文章来证明可卡因能够治疗鸦片瘾。所有这些文章都出自《治疗学学报》。当1885年四月派德公司找到他，提出给他24美元，要他对他们的可卡因进行书面认可的时候，他甚至还是没有起疑心。他拿了钱，对他们的一些产品做了测试，得出结论说这些产品同默克公司的产品一样好，这样一来，他就是在用自己的名字来支持派德制药公司。他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把自己拖进了这趟混水。
1885年弗洛伊德的一个同事阿尔布莱特.艾伦麦尔在德国的一家医学杂志上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警告说可卡因上瘾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弗洛伊德拒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到1886年初的时候，有了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经历，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有某些颇具决定性的证据证明可卡因可能会有危险。但是，他争辩说只有注射可卡因才会上瘾，而他从来没有建议任何人注射它。这不是真话：他在1885年特别建议说“以每剂0.03克到0.05克的剂量皮下注射可卡因，就不用担心药物会积聚起来”。这一点被他悄悄地掩盖了。朋友和可卡因的支持者们都在帮助他：他的老同事奥博斯坦勒在哥本哈根的会议上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亚伯拉罕.林肯手下的前军方外科首席医师威廉.哈默德（他本人也是个坚定的可卡因狂）在《纽约医学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可卡因并不比咖啡或是茶更有害，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真正可卡因上瘾的例子。在纽约神经学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他十分轻视关于可卡因会上瘾的传言以及上瘾引起的过激行为：
我在四个不同的日子给自己注射了可卡因。先生们，那些可怕的反应我一点也没有，也没有进行任何暴力行为的倾向；嗨，我甚至不想去实施谋杀！
引自《奇异古柯》，肯尼迪
其他医生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随着越来越多的瘾君子的出现，一个强大的反对可卡因的组织出现了，他们认为过量服用可卡因比服用吗啡害处还要大。可卡因让人感觉非常快乐，所以人人都喜欢它，要得更多，这与吗啡可不一样。还有一点不同于吗啡的是，可卡因不需要用注射器，因此使用起来更容易——导致人们更快地上瘾。与此同时，人们知道吗啡瘾君子用药的同时还可以过着比较正常的生活，而可卡因瘾君子似乎只能发疯。1886年五月，艾伦麦尔发起了对可卡因最恶毒的攻击，他尤其指责弗洛伊德释放出了继鸦片和酒精之后的“人类第三大灾难”。到了这时，医学新闻界携起手来反对可卡因瘾，《纽约医学记录》引用了圣路易斯城的查尔斯.H—修伊的话，大意是说“可卡因瘾比吗啡神经症害处还要大，它是频繁用药的必然结果，它的奴役比鸦片的奴役要残暴得多”。现在就连弗洛伊德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可卡因。
发现局部麻醉剂的荣誉属于考勒，然而出了问题，承担过错的却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判断极其值得置疑：要么是他的研究完全不计后果，要么就是他根本没有资格如此毫无保留地推荐一种危险的新药。他给一个病人用上大剂量的可卡因，结果病人马上死去——他后来写道，这是一次招致“严厉批评的”事故，——这时他的情绪就更加低落了。到1887年初的时候，他在《维也纳医学杂志》杂志上发表了有关这种药物的最后一份报告，报告里引用了很多哈默德的话。他同意可卡因有毒的说法，但认为只是在注射时才有毒——再一次，论文的参考书目里忽略了那篇他专门推荐过这种作法的文章。他坚持认为可卡因在戒掉鸦片瘾的过程中很有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他还声称可卡因只会让某类性格软弱的人上瘾。除了那些不幸的前吗啡瘾君子，“可卡因没有制造一个受害者，没有一个单因为可卡因受害的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清楚事实真相，后来他的文章称1887年“是我一生中最失败最黑暗的一年”。他1885年三月的那篇建议人们“毫不犹豫”地注射使用可卡因的论文从来没有出现在他已出版的论文集中，他把自己的那份底稿也毁掉了。此后，弗洛伊德再也没有发表有关可卡因的文章，似乎完全放弃了这个课题。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走着瞧吧。
古怪的是，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使用会在100年之后产生轰动效应。为了纪念他建立精神分析学一百周年，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决定举行一次专题展览来庆祝他一生的成就。展览包括一个名为“可卡因趣事”的专题，部分展品是从曾经属于卡尔.考勒的一堆旧书稿中精选出来的。这些东西是考勒的女儿在1969年从一个缎带系着的纸盒子中发现的，她还因此给《心理分析季刊》写了篇有关她父亲发现局部麻醉剂的文章。1995年她把这些东西遗赠给了这家图书馆。
然而图书馆馆长不知道的是，盒子里的东西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材料：考勒还在盒子里给后人放了件小小的有关他的发现的纪念品。因此，第二年三月份，当一个研究员手捧着一个上面有考勒手写的德语题字的小信封走来的时候，手稿阅览室的部门主管不由大为吃惊。这个研究员把题字翻译了出来：“我于1884年八月用来进行第一次可卡因试验剩下的第一剂可卡因”。第一个信封里面还有个小信封，上面用另一种笔迹写着：“分两次服用”。里面还有一小块纸，打开一看-----是一小撮可卡因。
在国会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发现了可卡因，这可能是任何地方的任何图书馆所能发生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了。部门主管喊来了图书馆的总监察员，总监看了一眼，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一小堆麻烦，便马上给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打电话，FBI火速赶来，接管了这个信封。分析之后发现，信封里的可卡因过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失去了药性，于是调查局便很周到地把信封还给了图书馆，直到今天它还躺在手稿部的书库里。也许弗洛伊德观当时就在上面某个地方注视着这次惨败，禁不住哈哈大笑。
尽管可卡因具有危险性的名声越来越大，可是公开销售并没有停止。围绕着这种药产生了如此多的激动情绪，以至于不仅制药公司和东奔西跑的销售商支持人们使用它，在英国还有外行群体为它作广告——最著名的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使用麻醉剂的消息最先出现在《波西米亚丑闻》（1886）里。华生说“可卡因和野心在他身上交替更迭”，还让人摸不找头脑地提到“这种药让人昏昏欲睡”。大概福尔摩斯的创造者阿瑟.科南道尔爵士本人此时还没有尝试过可卡因，只是知道有人最近发现它可以作麻醉剂，便以为它和吗啡一样有镇静作用。这种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我们在后来的故事里发现福尔摩斯为了打发无聊服用可卡因。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
“我认为这药对身体没有好处。可是我发现它具有卓越的刺激作用，还能清醒头脑，所以它其他次要的作用就关系不大了------我的大脑，”他说，“最厌恶停滞不动。给我问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的密码，或是给我最复杂的分析，才能让我处于适合我自己的状态。我可以不用人工兴奋剂。但是我痛恨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我渴望精神上的兴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