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病人不可以讳疾忌医，既然廉耻观不能进入大课堂，廉耻观和医学之间的互动对社会和个人又不产生不良后果，那么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便无多大意义。但是，自从中世纪之后，医学科学对公共道德和艺术所产生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有时表现在对裸体的另一种看法，或者相反，有时又表现在新伦理的建立过程中。
同样，某一时期的艺术倾向或者道德观念对医学和治疗也会产生影响，特别是原来只面向特殊人群的印刷业的服务对象拓宽之后，这种影响尤为明显。这种相互影响造成了医学与时共进的形象，再也不是过去那种封闭的忏悔室了。
首先让我们想一想中世纪对人体的忌讳为治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千年的桎梏这一事实吧。掌握治疗技术的人有时会表现出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保留，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种 “廉耻观”-- 行动多于感情--主要与社会地位有关，其次才是道德观念。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经纬分明，而外科医生中由天主教学校培养出的又与成立于1255年的巴黎非教会学校培养出的外科医生有所区别。外科医生又分穿长袍的外科医生和穿短袍衣的、在医学界地位最低的剃头匠。
外科医生的等级不同接触病人身体的程度也不同。比如，克勒蒙主教会议（1130）和LATRAN主教会议（1179）之后，除了战争时期之外，禁止教士放血，虽然战时教士也会提供某些外科服务。这种多少受到尊重的决定使教会外科医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允许外科医生接触人体。十六世纪出现了解剖学教授在大学的讲台上自己动手解剖尸体的场面：以前教授讲课时解剖由别人做，而教授通常只动嘴不动手。
除了这种与行为和社会地位有关的廉耻观外，在中世纪，不论实践中还是在医书上都不存在禁区。很多方文献的细密画对直肠指检、乳房肿瘤和痔疮手术以及在病人阴茎插入导管的手术都有精确的描绘。多米尼加裔意大利人特沃多利无对肛瘘“清楚、具有丰富的个人经验和知识”的研究在今天还具有现实意义。但是文献传播范围有限，又加上某些忌讳，使医学停留在理论范畴，而某些外科医生却已走在时间的前面了。
中世纪的医学保留了不忌讳人体的古老传统。可惜没有对艺术产生多大影响，并且还受某些廉耻观忌讳的限制。中世纪的裸体画几乎不使用模型，而是借用罗马人和拜占廷人的人体比例标准。似乎艺术家从来没有产生过借用医学知识的想法。只要看一看在外科医书上出现的裸体图，尤其是标有烧灼点的插图就会发现这些裸体图与细密画所使用的传统手法完全不一样。在十八世纪之后，出现了更迫切的现实主义要求，为什么这些与修道院中的宗教书籍属于同时代的插图没有对公共裸体画产生影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好地触及到中世纪的艺术特点：在这种艺术中象征和忠实于模型与技术最为重要，而是否相似则次之。不使用裸体模特儿肯定是因为某种廉耻观念所限，但是主要原因还是某些清规戒律限制着企图超越裸体的想法。可以想像有思想的艺术家是如何看不起那些外科医书插图的作者不懂艺术规则而不得不根据人体模型去抄袭裸体画。
在中世纪由于另外一种廉耻观造成了对人体的不同表现形式，那就是禁止解剖尸体。不过这一禁令只是相对而言。严格地讲这不是一道禁令，而是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具有绝对自由权的古代医学也曾使用过解剖尸体，不过滥用程度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亚历山大利亚的外科医生艾罗菲尔为进行活人心悸的研究就曾活着解剖了600名死囚犯人。基督教徒首先起来反对这种解剖活人的行为，在他们的干预下，解剖只允许使用尸体。不过，直到十六世纪解剖又重新兴起时这一禁令才得以明确。
远在文艺复兴之前，人们已经感到实用医学的必要性。1213年德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和西西里国王就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没有一年以上对人体解剖经验的人不准从事外科行业。同时规定萨莱尔纳和那不勒斯学校每五年必须公开解剖一具尸体。这个数字在今天的人看来会觉得好笑，但是，却表明恢复对人体进行直接研究所采取的谨慎态度。
直到1306年，差不多过了一个世纪，在蒙西诺.德.吕奇的课堂上才出现了公开解剖人体确凿可信的证据。正是在这时候教皇鲍尼法斯四世颂布上谕：“反对敢于破坏人类尊严的人”。解剖慢慢向北方发展。1376年，安汝的路易国王允许蒙彼利埃的外科医生每年解剖一具死囚尸体；1478年，巴黎大学校长对医学系做了同样的指示。但是，一旦禁令解除，又出现了同样滥解剖的现象。如果认为中世纪宗教防碍了科学发展，这种指责似乎有些过分，而忘记了在人权宣言公布之前，制止以科学的名义为非作歹唯一的道德力量是宗教。
用活人解剖与解剖尸体是同时死灰复燃的，路易九世同意一位外科医生用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弓箭手为试验品以便找出肠绞痛的原因和结石的位置。罪犯被切开内藏，手术后又缝了起来，后来痊愈了，终被赦免释放。贝朗热.德.卡比为研究心悸而野蛮地解剖了两个西班牙活人被宗教法庭判了罪。十八世纪解剖活人还是常有之事，像勒梯夫.德.拉布列塔纳这样一个见了妓女都会流下同情眼泪的人也不反对拿“坏蛋”做活试验品，因为这些“民族败类的死可以做出双重贡献”。
文艺复兴时期，失去了神圣色彩的人体也同时一下子失去了人类尊严。人们经常谈到蒙彼利埃的系主任德.吉约姆.戎得莱于1566年在学校的阶梯教室揭幕时，亲自动手解剖了自己的亲生孩子的尸体。十六世纪时，罩在人体上的那层面纱揭开了，这是一层富有亲情、尊重生命和廉耻的面纱。但人们的反映还是很强烈的，尽管人类的这一新视角有利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对于社会生活来说，更重要的是这种新医学首先向艺术生活开放，然后又向上层社会开放。著名的例子是达芬奇与解剖学家马克-安杜瓦内.德.拉多尔的合作；达芬奇解剖了三十来具尸体，画了750张草图，于1898—1901年公布于众，使专家大吃一惊，因为这些画比现有外科教科书上的画都精确！达芬奇并不是个例外。米开朗琪罗研究解剖学达十二年之久，他还在佛罗伦萨的圣多斯彼尔利多修道院的医院中曾操刀做过手术。都雷尔也曾出版过一部解剖学，高隆蓬和蒂梯安（或是他的学生勒尔加尔）书中的首卷插图，还有沃萨尔的《法布利卡》的插图大概都出自沃罗耐斯的手笔。
从此之后，医学和艺术紧密联手。甚至艺术都对裸体医学产生了影响。《法布利卡》版画上那些令人惊叹不已的肢离破碎的肢体并不是一具尸体上的肢体，而是从罗马城地下挖掘出来的一具雕像的肢体。这些古代的肢体为什么会出现在解剖文挡的插图中呢？更奇怪的是查理.艾蒂安的《论解剖学》（1545）一书竟用波利诺.德.瓦加的画作解剖学图解（172），用《维纳斯和爱情》画作为解剖“臀部”的图解；而解剖子宫则用《维纳斯和朱庇特》，还有圣洁的狄安娜竟然成了怀上双胞胎的孕妇！难道这只是简单的形式上的借用？也可能吧。十六世纪裸体画泛滥，但物极必反，很快便招致假正经人士的反对。临摹古代裸体画曾引来了查禁。难道医书就不会遭受同样命运？
据据合情合理的推测，医生和艺术家在裸体方面的相互交流，忌讳也应该是双重的。解剖为艺术家提供了非性感裸体的视角。而社会让医生懂得了裸体不一定是无辜的。两个例子可以证明这种相互渗透。都雷尔于1506年画的一幅亚当裸体画很好地体现了传统体裁和这位德国大师自从1500年以来与所致力的解剖学完美的结合。裸体画以医学的精确笔触画成，周围饰以苹果枝叶，象征着艺术家所做出的让步。不过，这块最后的遮羞布（模特的生殖器并没有遮住）在画面上完全是画蛇添足之作，与中世纪象征主义毫无关系。
另一个例子是1543年的第一版沃萨尔的版画《法布利卡》中著名的卷首插图。画面上表现的是当时所有著名医生、解剖家和哲学家都聚集在阶梯教室中参加解剖课的情景，这幅画好像可以体现席卷欧洲的希望和自由之潮流。画的左侧一位象征新时代的裸体青年男子靠在一根柱子上。但是1555年的第二版上，象征新时代的男子已经从头到脚穿上了衣服。1555年大量被歪曲的道德观劈头盖脸而来，文艺复兴的浪潮撞到宗教这块顽石上被击得粉碎，当时的哲学家当然不会高兴看到在沃萨尔的书中再出现一个不穿衣服的漂亮小伙子。
不管怎么说，说教还是起到一定作用。从十七世纪起，廉耻观进入了医学书籍。1545年，多马斯.热尔米尼的《解剖学》在伦敦出版。书中为男女解剖的插图选择了宗教体裁：裸体的亚当和夏娃，一旁还有蛇和苹果树。夏娃用手遮着私处，因为当时女性的忌讳较多。两百年后，这样的画还没有过时。弗朗索瓦-米歇尔-迪斯迪耶在巴黎发表于1758年《解剖图》中也使用了这样的体裁。不过奇怪的是亚当从此穿上了葡萄叶！
这种现象起源于十七世纪初。沃萨尔当时的裸体画尚无人挑剔，但人们发现在他的一幅画中一个肚子开了膛的男子身上竟然穿着短裤，显得非常可笑。这只是个例外。五十年后，这种现象却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1628年，安德烈.杜罗兰的著作中的卷首插图（书中唯一的插图）就在被解剖尸体的私处画上一块布。约翰.利奥兰于1629年画的画也是这样处理的。朱留斯.卡斯黎斯（ 1627）画的尸体都穿着短裤。阿德利安.冯.戴尔.斯皮热尔（巴黎，1626）的画则是在私处前面画上花草。约阿纳.勒梅尔兰（ULM 出版社1639）则选择了葡萄叶或床单褶折来遮羞。1758年，戴迪耶选择了另外手法：过去人们在表现研究内脏器官进行肚子开膛手术时选的都是男性，而他却更喜欢女性，这样私处可以画得模糊些，自然不太扎眼。他这样做更符合十八世纪的时代精神，那时对维纳斯的崇拜更甚于阿波罗。这一潮流结束于十九世纪，让-巴波蒂斯特.布尔热利在他自己解剖论文集的首页插图中用一位裸体老人的拐杖巧妙地遮住一位成年男子的私处，而女人的私处则画得清清楚楚！在1545年，热米尼的画则是亚当裸露，夏娃遮盖，经过了三个世纪，人的观念完全颠倒过来。过去放行的现在却是道德所不允许的，而过去惹事生非的，现在却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行无阻。1836年和1839年布尔热利和雅各布发表了二十幅解剖图，对象既适用一般读者，也适用于专家。出版广告特意明示：“图画可拆开出售，便于顾客按需购买，特取消不对一般顾客的XX级图画。”难道对男女两性的会阴进行全面研究必须借助精美的图画吗？
该时期的风气比古典主义时期还不谐调，解剖图上的人都穿上了衣服，而普及解剖学的公开课却越来越多。想当初，沃萨尔曾在露天临时搭建的台子上做解剖。十七世纪的阶梯教室可以让上流社会的人士参观，而十八世纪，迪奥尼的解剖课则是在王家花园中上的。而在沙龙中，赞助知识界成为时尚，贵妇人可以参加解剖课。只不过讲课人要注意所使用的语言和涉及的内容。在十八世纪末，一位讲演人竟然在课堂上大讲生殖器，后来发现听讲的人都走光了：那些要求来听课的“笨蛋”一个个“掩着脸逃出了课堂”。
另一个不谐调的现象是，艺术摆脱了解剖书上的忌讳之后在表现形式上享有极大的自由，使医生羡慕不已。由罗马绘画和雕塑科学院出版的，由贝尔纳迪诺.冉高雕版的解剖图就反映出这种状况。这本书介绍了几幅一丝不挂的裸尸解剖图之后，便开始介绍古典大理石裸雕中的精品，我们从这本书上了解到很多经典之作。从此以后，艺术家在创作上总算解除了各种桎梏。
而在十九世纪，这种不谐调的现象达到了顶点。女人可以一丝不挂地给画家当模特，但是在医生面前脱掉衣服却视为丢人。上层人士绝不会让女人单独去就诊，而要丈夫跟在后面，以监督妻子的贞洁。然而丈夫在场会使无辜的妻子更为腼腆，而医生在治病时也不得使用些小技俩。一位漂亮年青的女子肩部脱臼，找都普伊特朗医生（1777—1835）看病，医生看到这位女子过度紧张，但当着病人全家的面极为严肃地说道：“夫人，请您别把自己当作圣女妮图士，您只不过是个老酒鬼而已。”可怜的女子紧紧抱在胸前的双臂垂了下来。如此这般，医生才把肱骨准确归位。那时，讲廉耻不仅仅是女人的事。只有在十九世纪才严格禁止女子从事医生职业，很明显那是为了保持男子的尊严。从十四—十五世纪起行医需要有证书，女医生便越来越少了，而到了十八世纪，只有在意大利才能见到女医生。从理论上讲并不禁止妇女行医，但是，雷恺医生就主张女医生给妇女看病，把男病人留给男医生。收集了他那个时代有关医学法典的维尔迪耶并没发现任何不允许妇女行医的法规，不过有一点要指出，“大部分科学院的殿堂都因礼规所限，禁止妇女入内。”因此，妇女行医虽没正式禁止，但在实践中却是行不通的。至于外科，1755年4月19日的法令明文禁止妇女从事除疝病、牙医以及其它外科行业，与接生有关的行业除外。”
到了十九世纪，情况有所变化。1865年，六十八岁高龄的詹姆斯.巴利去世，人们这才惊奇地发现，英国军队在五十年中给他们看病的竟然是一位妇女！这场丑闻没敢宣扬，匆匆安葬了死者了事。医生本身都无所忌讳，还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呢！富科尔同样指出一次他给一位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女病人看病时，发现病人把医生用来触诊她胸部的棍子想象成男性生殖器……他只好中断了这场公开会诊。一直到十九世纪末的“幸福年代”，一切才各归其位。维特科沃斯基也不再指责英国人“可以摸，但是不能看的行为准则了”。
从十六世纪起，医生在道德方面扮演的角色便越来越重要了，他们竟然要参预公共浴池法规的制定，科学地研究十字架上的裸体基督。到处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参预激烈的辩论，支持这一方或另一方。不过他们最常做的还是把过激的假正经习俗所鼓吹的思想引向脚踏实地。
迪奥尼外科医生就激烈地反对给年青人扎环的野蛮习俗：那些过分操心孩子贞操的家长在孩子满25岁之前把他们的包皮扎起来。迪奥尼认为这种手术毫无用处，有失常理，他并没有多谈其不妥之处和危险性。路易十四后期，产科医生和稳婆之争中提出了医学廉耻观问题，由此而产生了一代道学家医生。其中有为疾病辩护的雷恺医生，他说：“如果说不太富的人比有钱的人顾虑少，如果说处在地位低下时比处在显贵地位时虔诚之心倒不会减弱，那么道德在较弱的身体上就越不会受到威胁，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结论：从道德观念上讲，穷一点，身体差一点更好。
杜伊利耶对医学研究提出了质疑，尤其是他对恶习和放荡结出的恶果梅毒等疾病所做的研究更是不以为然：“如果上天开眼，不应该再找什么药物去减轻这些人的痛苦，有氯化汞水给他们抹就不错了。这对他们的无行之举也是一种惩罚。”
当时，还有一位叫多佩尔医生，开始研究春药，后来却对僧侣的无用和淫荡大肆抨击。这本小册子发表的年代（1788年）很能说明问题。
医生参预整顿道德的倾向在大革命之后大有蔓延之势。在法国，教会的道德说教已是名声狼籍，医生取而代之，成为时代的权威。他们也经常有意识地利用人们对他们的信任。一旦登上真理的讲坛，他们经常会把前人鼓吹的道德规范蒙上一层科学外衣。大家还记得德泽萨尔兹医生和他发起的为预防感冒而提倡女式短裤的运动吧。危害最为严重的理论是有关女性癔症的理论。这种在医学上包罗万象的先弗洛德主义对禁止一切不规言行提供了最为有效的科学依据。在癔症因素中，拉都赛特医生于1903年特别抓住性（仅指女性癔症患者，不包括男性！）、年龄、婚龄、节制力、遗传以及精神影响诸因素。
蒂索常说：“少女在十五岁读小说，到了二十岁准会变得神经质”。确实，癔症在青年男女中有很大发展空间，他们的想象力由于读坏书和性欲的需要而不断丰富。舞会、剧院、调情、对奢华和情欲的追求这些耳濡目染的教育培养出一些半男半女的人，是营造癔症患者的温床，这些人交配生下的都是一些痴呆婴儿。
至于“使神经中枢消沉的手淫是造成癔病的一种因素”等说法就不一一列举了。在科学发展把学者变成现代巫婆的时代，为道德说教理论提供了保证，大概就是这种态度构成了艾尔.奥贝尔或者是波德莱尔诉讼案件的社会背景，也构成了当时寄宿学校中千万条清规戒律的社会背景。过去，人们念咒语为病人驱魔，而现在却是把癔症患者关起来，对诱因大肆鞭笞。把反上帝之罪变成了反人类之罪。看来每个时期都有遗老遗少为旧道德充当卫道士的卡顿（罗马反奢华生活方式的政治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