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父一看众怒难犯，就卷了行李带着情妇“齐国小公女”跑到莒国去。庆父被赶跑，民意大申，国人在鲁国的政治生活中算是露了一小手，可见国人（指城市平民）还是有一些政治发言权的，比起后来的皇权社会爽快得多了。同时期的希腊城邦也时兴“民主”，其“国人”——城市平民也是很牛的。他们可以通过四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群众陪审团制度、民众投票选举、陶片放逐法等等一系列法律程序表达自己的意见，干预政府要员任免。而大周朝的国人参政议政则是通过扔石头闹事罢了。
庆父躲在莒国——我去年有一次开车从上海回北京去，夜半在山东的荒野里跑乱了，居然也撞进了莒县县城。那里静悄悄的，冷淡萧瑟，几盏歪歪斜斜的路灯，像梦一样，跟两千多年前也没有什么两样，大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只有店铺的牌子读出莒县的名字。两千多年前的莒国，如今的莒县，庆父就曾躲在这里（当时的一个诸侯国，跟现在一个县面积差不多，中国当时有上千个诸侯国，犹如现在的两千个县）。
为了保命，庆父大力贿赂莒国领导人，以求收留。与此同时，鲁国人则送去了更重磅的糖衣炮弹，要求莒国驱逐庆父。莒国领导人乐了，比较了一下两个炮弹的重量，看见庆父的炮弹小，遂对庆父下驱逐令。庆父只好往齐国跑，但是没有拿到入境签证，只好带着老小，在齐鲁交界的泰山汶水一带临时安家住下，惶惶如丧家之犬。
鲁国闹出这些乱子，君位空虚，北边齐国里一直想提高国际地位的齐桓公当然不能坐视。齐国部队遂开进鲁国曲阜，积极干涉别国内政。管仲还命令部队司令说：“如果你发现鲁国众公子中，有贤能仁义之才，就立为国君，管理鲁国。如果没有，就并吞鲁国，由我们代管。”在这危机时刻，鲁庄公另一个儿子谒见了部队司令。该公子说话有条有理，神气无喜无怒，态度无可无不可。齐司令觉得他像个领导样，无隙可乘，只好确立此人为鲁僖公。齐国有功于鲁人，史称“存鲁”，确立了鲁国新的继承人，做了一件国际好事，这是齐桓公称霸的另一个历史资本。
齐国部队呆在鲁国，客观上起到了遏制鲁国无政府状态进一步恶化的作用，民众打砸抢活动被制止（当然这是我的估计，以鲁国那样讲礼的国度，民众当不至于打砸抢吧）。不久，齐军撤离鲁国曲阜。
鲁僖公继位后，背后有齐国人撑腰，国内安定下来了。穷途末路的庆父看见了，不得不承认自己有贼心、有贼胆，却没有贼路子。他怎么忽视了团结拉拢齐国外援这个不俗力量了呢！要想在国内搞政变，必须有外援啊！后悔也没有用，庆父只好请人带话回鲁国，向鲁僖公求情饶命。鲁僖公耳根比较软，准备饶庆父一命——这也是鲁国一贯“亲亲尊尊”的老例，因为维护家族和尊长间的一团和气、求得稳定团结，是更加重要的事情。鲁国的这种文化起源于当初的周小公，并孵化出未来孔子和和气气的儒教，在中国发扬光大。一直到了明朝，《西游记》里如来佛祖身边的人、兽，下界为妖为虐，都只受薄惩，“刑不上大夫”。
但是鲁僖公的三叔季友（鲁庄公的四弟，参见上图）不同意优待亲友了。他说出了那个掷地有声的成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庆父弑君杀侄，罪大恶极，如不惩办，将来后人无从引以为戒。我们希望给庆父面子，让他自杀，而不是被刑杀。如果庆父肯自杀，我们还可以保留他儿子的贵族地位。”
使者返回边境，不好意思把这个坏消息告诉狼狈不堪的庆父，而是站门外号啕大哭。庆父听见哭声，全明白了，于是找了俩人，帮忙把自己勒死了事。关于庆父的情妇兼同谋者——“齐国小公女”，齐桓公经过与管仲争论，不得已，把她诱回齐国，责令自尽，尸体送回鲁国后被枭首。这个齐国小公女死得让鲁国人心情沉重，于是管她叫“哀姜”，表示对她的哀怜。
庆父一死，鲁国自然也就没“难”了。但毕竟庆父是鲁庄公的哥们，鲁国出于一贯“仁义亲情”至上的原则，对庆父的儿子倍加照顾，不但免死，还承袭了庆父的封地，称“孟孙氏”。庆父的四弟叔牙，作为庆父同伙，也被鸩酒处死。他儿子也受封，称为“叔孙氏”（以示对亲戚的体恤）。庆父的三弟，力挽狂澜的大功臣季友先生，儿子成为“季孙氏”。孟孙、季孙、叔孙三氏，后来发展为鲁国新兴家族，渐渐瓜分了国家权力，号称三桓，这是后话。
孔子在一百多年后，描述庆父弑君案，还在尽量使用中性字眼，所谓“讳莫如深”，这就是给庆父遮丑，也反映着鲁国人讲亲情、讲仁义、法外开恩的老例。儒家的这种“亲情仁义”观虽然舒服，但不是好事——对亲戚亲，就会任人唯亲，提拔身边亲近的人而不是称职的人；对不同亲疏的人采取不同的两套惩罚标准，就会乱法，法治松弛；一意照顾亲近的人，让没有当官能力的凭着关系近、凭着与你是同一伙的，也就当了官，一旦犯了错误（如庆父这样）也只作薄惩，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强大起来。事实也确实如此，鲁国一直是不死不活的，守着周小公、孔子的“亲亲尊尊”的原则你好我好地鬼混，后来被楚国灭掉了了事。齐国不讲“亲亲尊尊”，而是从姜子牙起就“尚武重贤”，按照能力而不是家族亲疏来任用官员，所以才会破格提拔管仲、宁戚，宜其霸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