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凯欣的这一幅画非常精彩，人物都富有粗犷而又鲜明的表现力。然而，以作者的才能来讲，这幅图画并没有获得它应有的成功。瓦斯涅佐夫维·姆·瓦斯涅佐夫(1848—1926)：俄国流动展览派画家。——译者给尼古拉市场作了一幅画《可怕的审判》，但是它非但没有能使一个无名的画家以前用同样题材所作的那幅旧画的评价为之降低，甚至没有能使它的销路受到影响。
旧画比新画更受欢迎，农村里的顾客不愿改变他们的习惯。
显然，民间的趣味是具有它的保守性的，而这种多年来形成的保守性是一时不易加以排除的。
跟几百年前画《可怕的审判》的那位幼稚的无名画师相形之下，瓦斯涅佐夫有如一个真正的巨人。然而，农村里的人竟然忽视了这位巨人，不知怎的，老是向往着他们习惯的旧东西。
我们的公司，曾经不止一次地作出尝试，招请最有名声、最有才华的画家去绘制木版画。然而，几乎永远是遭到了同样的结果。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怎样热情奋发地准备参加1882年的展览会，我所出版的木版画将在会上展出，首次受到文化界的评判。
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将亲临展览会，所有著名的画家作家也都要来参观，这就使我倍加兴奋。
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莫斯科市长阿列克塞耶夫，他把展览会上极好的地方派给了我——就在艺术厅旁边。负责这一部的包特金姆·普·包特金(1839—1914)：俄国画家、版画雕刻师、铜板画家，研究历史画的院士。——译者院士对我新创办的事业表示热诚的关怀。他向我展出的图画仔细地看了很久，认为它们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并且劝我利用有名的老画家的作品印木版画。
展览会开得很成功。开幕的那一天，到了许多贵宾：沙皇皇后带着两位王子——尼古拉和盖奥尔吉，还有陪同他们来的切尔诺哥尔斯基大公。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的人员全体迎接沙皇，接着就开始参观各部。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息，会场上的人都伸长了脖子待在那里了。贵宾们参观完了艺术厅，包特金就把他们引进了我的木版画陈列馆。他们一群人站成了一圈。沙皇看了木版画，喜欢其中的几幅。皇后检看了儿童读物，包特金赶快挑了好几本小书赠给她。
客人们出了木版画陈列馆，随后就到印刷部去，我那第一台俄国自制的印刷机(在这以前，俄国根本没有国产印刷机)正在那里开动。机器印的是切尔诺哥尔斯基大公和皇室的画像。它当着客人们就印出了好几十幅。大家都认为我的木版画是典型的，但是，由于我是农民，所以我只获得一枚铜质奖章。也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形，然而当时在俄国的确有着这样一条规定：凡属付税阶层的农民，都没有资格领金质奖章……
我记得，当时这一件事使我感到非常气愤……
后来(那时候我已经做了商人)，我虽然在俄国和国外的展览会上获得了20枚以上的奖章(其中大部分是金质奖和一等金质奖)，但是那第一枚“农民的”铜质奖章却长远地留在我记忆里，它对我比所有的金质奖章都更加宝贵。
据我看来，最后20年里我们所出的木版画有了长足的进步。我没有忘记包特金院士给我的忠告，就招请了全国所有可以动用的人才一起致力于木版画。多亏俄国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和画家)都对我们抱有好感，许多尼古拉市场以前根本不敢梦想的人物都开始为农民画图画，结果我们出的图画就变成了每一间农舍里最好的装饰品。
这些图画是我们用七色石印术印在厚实的纸上，它们的售价是每幅2或4戈比。
我们所选的题材，内中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可以配合广大的农民群众形形色色不同的趣味。
每一年内，我们销售的图画达5000万幅以上，随着农民的文化和兴趣的发展，图画的内容也在逐步地改进。
要知道这一事业突飞猛进的程度，单看这一点就行了：开始时仅用一台小石印机的企业，到后来需要有50台印刷机紧张地工作。
当然，需求这样大量地激增，也是因为农村小学来向我们订货的缘故。不论是教地理、历史、生物学，或者是人种志，图画都做了直观教具。在出版方面，我们特别重视历史人物的画像以及俄国自然界的奇迹。江河，湖泊，高加索的群山，危险的渡口，再有各地的省城，彼得堡，莫斯科，以及俄国最有名的建筑物——这一切都用图给绘制出来了。学校的墙上，就像农民们的屋子里一样，都挂了我们出的图画。
我现在不记得当时木版画总的印数是多少了，但是，毫无疑问，它们达到了天文数字：大概有几亿幅，也可能有几十亿幅。
图画的销数，是可以很清晰地从图书的销路上反映出来的。图画在加速图书的流通，图书又在推广图画的销路。
然而，图画的销路究竟是要比图书销路更广的，因为图画的交易可以不受到行政当局的限制和刁难。每一幅图画都被认为是普通的货物，每一个商贩不必事先获得省长的特许，都有出售这种货物的权利。
尤其是在复活节前的大斋期里俄国正教徒所守的大斋期，在复活节前七个星期。——译者，人们对图画的需求更殷。而那个时期里图画销路最旺的地方当推乌克兰，那里的主妇，“为了过节”，都争先恐后地抢着装饰她们的农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