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我难忘怀化的虫子，每次到怀化都会想起那些虫子，奇怪的是第一次以后，我再没遇到过那些虫子，至今我也没弄明白那是什么虫。
经过若干回的火车来去，现在，候车室里那些黄色兰色的塑料椅子和橘色的灯光成了我记忆里的一个疙瘩，很难受很压抑的一个疙瘩。
我旁边坐下来一个二十几岁的男人，说：“妹妹一个人啊？请你去吃夜宵吧？”我没说话，他又说：“等一下我带你上火车，不用买车票——看见没有，那边写着‘人民火车为人民’。”知道来了一个赖皮混混，不去理会，他又唧咕地说了一些话，也许是觉得无趣了，便走开了。
没想到凌晨的火车也这么多人，是短途的普通车，只有四五节车厢，不对号入座，要抢位子，一上了站台，人们潮水一样地涌向火车，各色大口袋、扁担木棍、箩筐篮子，在车门处挤得哼哼叫的，从窗口爬的——暴动了暴动了。我挤上车时已经没人样了，背包的带子断了，鞋子被踩得焦黑，最要命的是扣子炸掉一颗，我只好把背包抱在胸前，反正包也不能背了。我们挤在过道里动弹不得，我看见有人躺在行李架上，很安逸的样子，我很羡慕。车上的小推车居然还来营业，而且居然一路过来了，到我们这边时，我前边的一个老头就把脚踩到我脚上来了。他好像一点不知觉，只安心地踩着，我腾出手来捅他的背，说：“脚，我的脚！”“你踩我的脚了！”他拼命扭着脸，云里雾里地“啊”着，放出浓厚的口气来，显然搞不明白怎么回事，那男孩赶紧用本地话和他说，他恍然大悟，我也恍然大悟，原来听不懂普通话，真要命，白白给他踩了那么久。
靖州到黎平，都是蜿蜒盘旋的山路，开窗吧，浓浓的土尘飞扬，飞扬进车子里来；不开窗吧，又憋得厉害，人那么多，随便哪个人偷偷地放个屁出来，就够一车人享用的了。还是开窗了，因为方便我呕吐，我的小脑实在不中用，是看见车喉咙就咕咕响的那种，加上一路旅途辛苦，吐到后来只能呕黄疸水了。山路难走，车开得慢，慢了还哐哐地跳，跳得五脏六腑都要蹦出来。原本车就走得很慢了，可开车师傅悠闲拖拉得，仿佛天底下就没有时间这东西，吃，停一下，拉，停一下，捎话捎东西，停一下，一停就是十几分钟半小时，这么段路，司机中途还要交班。结果中间又出了个小事情，车子上来一人，死不肯买车票，车主只好把车停下，要把他撵下去，软硬兼施，他死不肯下车，拉扯了好一会儿，车主强不过他，只好让了他，这样又磨去了半小时。最后，九十多公里足足走了五个多小时，我也奄奄一息了，脸像上了粉一般，轻轻一抹，抹下黄黄的土来，才明白什么叫“风尘仆仆”。
我在县城边上一座叫正阳桥的桥底下下了车，沿着桥下了那条大路往前走，这是个陌生安静的小城，因为在城的外沿上，更是安静。好久见不到一个人，终于来了辆“漫漫游”（这儿的出租车，那种老式的五轮摩托车），按杨的信上说，一块钱搭个这样的出租车就可以到了。我拦了车，可人家不走，怎么说都不走，他说我要去的地方太近了，从桥上绕上去就差不多到了——这师傅真实在，一个找不着北的外地人这么想搭车，完全可以带去绕一圈回来，要不也不绕了，就直接带去，近就近嘛，是你一定要搭车的，这么省事的生意多好，人家巴不得找个外地人糊弄呢，可他倒好，就是不走，给我指了路就开走了。我只好按了那人的指点，绕到桥上去，可还是没找到，我急着找电话。其实确实很近了，这边随便问个人就知道的，可对他们来说熟悉得再理所当然不过了，我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哪怕杨的家就在我面前。于是我找了个公用电话打传呼，旁边的人都盯着我看，听我说新鲜的普通话，我只好急急地打完电话，坐到桥上去等。
一会儿，我见一个混混模样的瘦小男人朝桥这边走来，眼睛大脸盘小，所以显得眼睛很突兀，他边走边皱着眉头抽烟，我心里咚咚直跳——不会吧，怎么是这个样子的？！那人走到了我跟前，神情平淡地说了一句：“我是杨忠的哥。”他也不帮我提包，转身就走了，我只好赶紧起身跟着他走。
这是条安静的小街，街那边有一个古老的城门。我看见街两边的木头房子黑暗老旧，比老家的随便一处乡下都要落后的模样，这居然还是县城呢。我知道西部落后，但大大超过了我所想到的底线，我心里开始打鼓点。接着我们走进了一栋陈旧矮小的木房子，木房子后边紧挨着红色的砖房，我被带到后边房子的二楼房间，是那个二哥的房间，他让我在那儿等，他去打电话叫杨来，杨在学校上班，还不知道我来。
房间很简陋，只有一张小木床、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子上空空地只有一个镜子。我坐在窗边的桌子前，没有马上要见面的激动和喜悦，心里装满了委屈。
然后，杨来了，那些我设想得一塌糊涂的浪漫，和所有第一次见面的所应有的美妙感觉，我统统都没有感受到，我对他说的是：“我要回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