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母亲说话间，提到了我的一个现在本乡里的小学同学，我赌气说，你要愿意，把我嫁给他好了。母亲倒是认真起来，表示我如果愿意嫁给他，她非常高兴，我听了很伤心，居然可以这么随便——不过在他们想来，我才是太随便了。
我似乎是下决心这样做了，杨把我的东西都寄回福建，我开始在沙县附近找工作。
父母亲并不着急我找工作。他们是善良伟大的父母，他们不像别的父母那样功利，一心想着要考上学的孩子给他们带来物质上的丰富和精神上的骄傲，他们从不希图在我身上获得什么，即便家里非常需要这些物质的帮助。哪怕就一直把我养在家里，他们也是心甘情愿地高兴的。他们要用他们所有的能力来成全孩子的安康。
可是，我又离开家到黎平来了。我断断续续地在各个季节来到黎平，也在不同季节离开，记忆里留下了雨水、太阳、和花朵，洁净的浑浊的。来临时的惊喜离走时的混乱伤心，各种场景和情绪放在一起，有些像自己拍下的一些电影碎片，那些淡薄的生活经历，显得时间和感情的花费都有些奢侈。在这儿久久地留下来之前，我一直悲观地渴望能在这儿过一个完整的四季，和杨在一起，把遗漏的节气都补上来，在黎平过一个完整的四季。
去黎平我良心上有罪，但我再不能在家呆下去——我以为我可以，北京成了我无由无目的的一个暂逃之地，2003年在北京，我从夏季待到深秋，最后决定回黎平，决定这次的回黎平，不再反复，不再作暂居的悬浮，回去就留在黎平了——感谢我的朋友们，我深深地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关怀。
第一次来黎平，朋友都说，小心小心，一定要小心——小姑娘自个儿出远门，又是去那么偏远的地方，说一定要让杨来接。可我一心想着要给人家一个惊喜，从天而降的感觉，加上要接的话，要到怀化接，从黎平到怀化一百多公里，那时的汽车要走七八个小时。我有详细的路线，自己可以去的，还要让人来接，浪费，就去了。其实不是不怕，是不晓得怕。
北京有直接到怀化的火车，刚好是穿行过河北、河南、湖北和湖南。夏天丰收的麦地，无边际的金黄，火车从一片明亮的颜色中间驰过，这么精彩美好的景象，看着时的心情是不断不断地向上翻腾的，才明白为什么凡·高会这么的热爱。火车到新乡时，是半夜，火车停在站台上，对面的把窗推了上去，忽然就从外边伸上来一只手，“唰”的一下，把挂在窗边的袋子扯走了。我们伸出头去看，没有人也没有鬼，真神速呀，可这个小偷身手好运气不好，扯走的是一些零碎吃食，因此车厢里也没弄出不幸的气氛来，不过大家都醒了，关下窗来，醒来的人兴奋地讲起了小偷的故事。
到了湘西，我的脚就肿了，到站时只好下去走。在那个简易的站台上，可以看见猛洞河上的吊脚楼，就是沈从文文字里的吊脚楼，这里离凤凰已经很近了。
到怀化时已经是晚上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坐下来，脑袋嘤嘤地叫个没完。一出站，就有许多人凑上来，“小姐，住旅社吧”“小姐，我们那里有电视，可以洗澡”“妹，你自己一个人，我们那里的单间很安全”……那时我二十岁，看上去仿佛十六七岁，加上压都压不下的细嫩嗓音，真是要命。我是打定主意不去住宿了，小店不敢惹，大店惹不起，我冲出重围，到售票厅买怀化到靖州的火车票。靖州是湘西的一个县，挨着黎平，先到那儿，然后再坐汽车去黎平。我希望能有晚上走的火车。
排队买票的人挺多，我刚站进队列里，就有人上来问我去哪里的，要帮我买票，收五块钱手续费，说保准我马上拿到票，然后又不断地有人来进行同样的游说，还威胁我说，不快的话，去靖县的票就没了。我条件反射地对这些主动上来打主意的人，统统予以怀疑。我是恨不得自己穿着隐身衣或刀枪不入的什么。在我前边的男孩刚好就是黎平人，从上海的学校放假回来，听我也是去黎平的，帮我买了票，我看见他用学生证买票，感觉实在，就对他放心了。
这是凌晨的火车，还要等好长时间呢，因为都是穷学生，舍不得住宿，男孩说带我去一个便宜的好地方，比候车室好待。原来所谓的好地方就是车站楼上的通宵录像厅，门票四块。我看厅里人极少，就进去了，那就看看录像吧，总比在候车室里干坐着打发时间要好。没多久，就有虫子咬我了，搞不清在身上的哪个地方，一下一下的，像细细的针刺一般，刺一下就发痒。我对男孩说，有虫子，男孩说没有，我想可能是自己的幻觉，类似神经过敏之类，就又安下心来看录像里的人打打杀杀。可确实有虫子，录像里激烈的打杀也盖不住虫子的撕咬，而且我抓到了一个，这下证据确凿了，可男孩坚持说没有，看来这虫子也欺生。我只好回到候车室里，男孩留下继续看录像。候车室里灯光蒙蒙的，落寞无聊地躺着一些包裹和人，那种路途上的缭乱令人感到难过，不过那儿没虫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