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处理完和珅事件后，又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如南方的白莲教，京畿的天理教，东南海上的骚动，采矿的封禁，钱粮的亏空，八旗的生计，鸦片的流入，河漕的难题等等。但是嘉庆都把上述问题作为个案看待，他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加以解决。比如，平定白莲教之后，嘉庆曾作诗道：
内外诸臣尽紫袍，何人肯与朕分劳？
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
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
平时漫说君恩重，辜负君恩是尔曹！
这首诗，中间两联——“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表现了嘉庆儒家仁爱的理念。仁者爱人，嘉庆作为一位“仁君”来说是够格的，作为一位皇帝来说是可贵的。嘉庆有很好的儒学修养，他的文学、诗歌、书法、文章都是可以的。这一点比明朝的正德、嘉靖、万历、天启等皇帝都好。举两个小例子：
（1）大理寺卿杨怿会受召对。时值盛暑，掀帘见嘉庆摇扇挥汗；进入，跪拜。嘉庆把扇子放在一边，不复用。询问甚详。良久热甚，“上汗出如雨，卒不用扇”。
（2）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普免天下钱粮，各省欢腾。安徽民欠银300万两，巡抚姚祖同怀疑上报数字不实，令府道州县削减十分之四。各地苦之。上闻，朱批云：“损上益下，朕之愿也。存心刻薄，有伤政体。”姚大惭，以原册600里加急报京。
明朝的皇帝说不出这样的话，也做不出这样的诗。清朝皇帝不同于明朝皇帝，没有昏君，没有顽君，也没有暴君。嘉庆皇帝更不是贪暴之君、昏庸之君。但是，嘉庆皇帝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上没有大手笔。嘉庆不可能认识、也不可能改革社会存在的根本性的弊病，特别是制度性的弊病。
嘉庆的悲剧在于：认为天下的问题都是由于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而没有从自身找责任，也没有从制度挖根源。其结果是，滋生百官腐败、和珅现象的制度土壤没有被铲除，因而这种现象也就无法根除。嘉庆在25年的皇帝生涯中，虽一件一件地解决乾隆盛世留下的危
机，却又一步一步地陷入更深的危机。乾隆朝盛世下的危机，到嘉庆朝更加深重。到他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时，则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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