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延安之前，有人告诉我为了路上方便，替我刻了一张某报的名片。后来因国民党盘查甚严，我怕被查出就丢弃未用。刚到延安就听说一位干部派到国统区工作，回边区见到毛主席时递上一张名片，主席说了几句话，意思是沾上了旧社会的作风。说实话，那时初到延安，看到一切，真是一块新天地，旧社会的那套人际关系、繁文缛节，都被一扫而光，只说名片这一扫就从解放区到新中国，绝迹四十多年。
改革开放，闭关锁国的时代过去了。国与国、人和人的来往交流多了，顺应潮流，确有需要，开口“久仰”、“幸会”，名片又悄悄出现，无可非议。因此见面双手捧上名片的越来越多，听说有些“大款”的孩子也有名片，但未见过，不去说它。
渐渐我也发现了一种现象，名片上的头衔越印越多，一接名片黑压压一排排职位：董事长、理事长、主席、顾问，各种团体的理事、会员，有人连党组书记都印上了。当然如果是经商办企业，多印点商号、企业名称和职务，这也并非不可，但在文化界里我就有些怀疑有无必要了。
我在80年代以此题材画了一张漫画，刊于《讽刺与幽默》。因为一大摞头衔重压肩头，久之必会发炎，危及肩头的。至于画上的职务，是我根据当前社会、文坛时尚临时凑上去的，只是想让读者发笑，并无讽刺那种名片主人的意思。
本来漫画源于生活，又是生活里的主体，去研究一些人的心理活动，就使漫画有了生气。因此在观察人的活动时，就连一张小小的名片，我也不想放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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