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我们在文艺上也是充满了斗争的，我也参加了，伤害了许多同志。批判胡风、批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萧乾的“塔塔木林”，也画了名记者浦熙修的漫画，这些都是我迄今也不能忘记的错误。有人说在那种大气氛中，任何人都不能免，但作为一种历史经验、个人的思想道德的教训，很值得总结和深思。
在当时，人的思想也是很复杂的。像我有盲从的一面，但也有怀疑的一面，比如对待法国的两位大画家毕加索和马蒂斯就不同。毕公因为是法共，又画了《和平鸽》，外国朋友来访时，回避了其他，夸奖和肯定《和平鸽》；对待马蒂斯就不如毕加索了，有一时期甚至要批判马老。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不能称马蒂斯是法国的齐白石呢？也可以说齐白石是中国的马蒂斯，这话我偷偷和艾中信谈过。
批判古今中外名作家，我也曾怀疑过，这算不算干涉别国的内政呢？批判中国作家，就以杜甫来说，用的是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他。1961年5、6月间，北京某大学忽然发起批判杜老的长诗《兵车行》，据说是分不清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犯了“和平主义思想”的错误。
怎么办呢，当时的批判是不容争辩的，只有检讨，因此杜甫必然检讨，画了《杜甫检讨》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心境。画儿在《光明日报》发表后，有同志皱眉，有人悄悄对我说，你画这干啥？“文化大革命”来了，这画属于我许多大毒草中之一棵，有人还说杜甫画得有点像邓拓同志。我的这些漫画都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为了消毒，《光明日报》曾发表了整整一版文章批判我的漫画，《杜甫检讨》也未能幸免。
“四人帮”倒台，某日我碰到总理办公室负责外事的孔原同志，他告诉我《杜甫检讨》在报上发表，周总理看后哈哈大笑。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殊荣，理应记录下来，但是绝不为此“翘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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