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大约和年龄有关，我是江苏无锡人，但洞庭东山的碧螺春是四十岁以后才喝到的。我生长在杭州，杭州茶馆甚多，沿西湖边的西园和延龄路的喜雨台都是大茶馆。至于点缀在杭州城里、西湖风景区的小茶馆和凉亭卖茶的就不知其数了。国事之衰和茶风之盛也是一种对比。我们随长辈上茶楼，心不在茶而在桌上的黑白瓜子、桃片果仁和最后一盘枣泥油包；再一种乐趣是凭窗看湖边游人和湖中的游艇；其三就是看堂倌（现称服务员）用大铜壶在两尺远处注开水入茶碗，这真是一种绝技。
杭州西湖南山的满觉垅，满山丹桂和栗树，桂花盛开时栗子也成熟了，因为是“邻居”，新鲜栗子剥开都有桂花香味。我们在树下喝茶，剥着刚从树上采下的鲜栗子，实在文雅得很。
现在凡是西湖茶叶都标龙井，这自然是骗人的。那时确实只在龙井寺附近有一小片茶地，佛寺视为珍品，只有和寺里的住持是好友或是大施主，才能喝到上等龙井茶，一般人是喝不到也买不起的。
30年代初，我到上海念书。学生和茶馆无缘，只有偶然一次机会我到了四马路，即现在福州路的一家大茶楼，里面的茶客有提鸟笼的，有卜卦算命的、谈生意的，也有太阳穴上贴着黑色小方块头痛膏药的白相人（即流氓），真是三教九流会集的场所。那种杭州茶馆的雅致，连影子也没有了。上海流氓间发生冲突，互约到茶馆里去“讲理”，俗称“吃讲茶”，就是在茶馆里进行的。其结果大多是大打出手，我没有见过那种“盛况”。
1938年，我从当时已经沦陷的上海，历时三个多月经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西安到达陕北参加革命，一路紧张辛苦自不必说。我在成都附近的绵阳等候去西安的商车，那些私营的长途汽车，时有时无，无聊之余就跑到一家小茶馆去，里面大约容得几十人，坐的是竹制靠背椅，喝的是盖碗茶，还有卖大花生的，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有皮影戏可看。我当时并不懂四川话，虽不懂其剧情，但皮影戏动人、有趣。那种川味茶馆的气氛，相隔五十余年还历历在目。
到了延安，真是一个新世界，旧社会和十里洋场那些藏污纳垢的东西全没有了。国民党反动派包围封锁，延安物质生活是困苦的，但比起前方又好些。偶遇节日，或用发下的微薄津贴，还可喝上二两烧酒，但喝茶就更难。我想原因是当时奔赴延安的大部分是青年，即便老红军年岁也不大，参加了革命也没有那种闲情逸致去品茶。陕北历史上又是人民生活甚苦的地区，温饱尚不可得，哪有心思去喝茶，所以延安连卖茶的铺子也没有。我们那时都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工作，都住在桥儿沟后沟西山上。延安是黄土高原，但在山沟边沿常常有野生的酸枣树，那是一种矮矮的灌木，我们常去摘些红色的小酸枣吃。不想王朝闻却另有发现，用酸枣嫩叶焙制成了代用茶叶，后来又加上山间白色小野蔷薇，就变成了“王氏酸枣花茶”，在西山风行了一小阵儿。延安不能经常吃肉，油水欠缺，也就无心再用茶叶去寡肚，因此并未作为革命文物流传下来。但也可以看出革命战士的一点乐观主义精神。
中国茶道是历代相传下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后，茶馆大都没有了，大家都有工作，没有闲功夫去坐茶馆。如果以为中国茶道就此衰败下去那就大错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国贵宾，茶几上总有绿茶一杯；下至我们每天不计其数的大小会议，会议桌上必有暖瓶数具，很多人从皮包里拿出食品玻璃瓶改装的用各色各样的尼龙丝编织的杯套包着的茶杯。你喝香片，我饮乌龙，茶风之盛已经从茶馆转入会议室了。老百姓条件改善也常食肉，用茶去除油腻自不必说。
1988年4月我去四川，某日在成都街上，忽听到十分悦耳的川戏，不是那种简单的茶馆清唱，走近探头一望，原来茶馆里放着录音机，从茶客品茶间眯眼听川戏看，表情是十分满意的，真可谓茶馆现代化的先进经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