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0年代我在上海上学起，就爱看足球。当时大名鼎鼎的“东华队”、“乐华队”的球星李惠堂、戴麟经、陈镇和、周贤言（即周铁门）都是我们的崇拜者。每逢假日有球赛，就去买最便宜的门票，坐在最坏的位子上，连看带喊，度过一个兴高采烈的周末。球迷各式人等都有，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包打听”（即巡捕房里的侦探），这些人形象很典型，头戴礼帽（即现在西藏人戴的那种呢帽）、身穿深色大褂、袖口半卷、领口钮子大多不扣，一开口就是脏话，他们谈起球来如数家珍，还真有一套球经。那时看足球的大多是男性，我很少看见女性看足球的。
中国人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如果和外国球队比赛，中国人就大声呐喊，为中国球队助威，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几十年过去了，这种情绪在和外国人比赛时，依然有所存在。
当时上海有的大学，例如暨南大学和南洋大学（现在的交通大学）每年要举行一次校际比赛，各有学生啦啦队助威。球赛笛响结束，两队必抢足球，形成一场混乱，我就被人挤下看台。那时年轻，破点皮肉无妨，回到学校以后还可绘声绘色描述一番。
说到看球，也可说些轶事。“文革”后期我虽未“解放”，但已从干校回到北京，那时还不敢公开活动，怕引起麻烦。足球比赛看台有几万人，很难碰到熟人，因此和孩子一起去看比赛，有时碰到大雨，穿着短裤拖鞋，顶着雨衣，似在淋浴里看球，也是一种特殊的感觉。无独有偶，某次看球赛，在马路上看到“文革”前的对外文委副主任张致祥同志，穿着一身中式蓝布裤褂，举着毛票在等退票，原来他也是一位球迷。这些小事真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也画过一些有关足球的漫画。1935年左右，我在上海，但是已经在报刊上发表漫画，我曾画过一幅题为《几万双眼睛和一只皮球》的漫画，当时我的漫画喜欢画人多的大场面，表现足球比赛就最合适了。那是我画人最多的一幅漫画，登在《时代漫画》一个满版。我画足球题材漫画也出过笑话，大概前几年，北京工人体育场要整修，停止足球比赛，过了一段时间，电视播放一场足球比赛，正巧那天又下雨，球场积水甚深，我想怎么刚修的球场就变成这副样子。
我画了球门浸泡在水里，一只青蛙在鱼跃抢球，而且在题上还点名批评了工人体育场。这幅画发表在《体育报》上，当即引起工人体育场全体职工的抗议，原来那晚比赛是在先农坛体育场进行的，如果我仔细一点，工人体育场和先农坛体育场还是可以区分的，因此只有向工人体育场工作同志赔礼道歉。
现在年事已大，我又住在西郊，到现场去看比赛不可能了，只好在家里看看电视。虽然世界上有许多优秀的足球队和球王球星，他们确有高超的球艺，但是看他们比赛，已不能引起我的激动。我就喜欢看中国球队和外国球队比赛，输了我自然不愉快，如果像最近中伊之战，我们胜了，那高兴是无法形容的。也许成了老汉怕过分紧张，因此在看电视时，希望中国队先踢进两个球，这样吃了定心丸，稳坐钓鱼台，就可以舒舒服服看球了。
我从50年代起就对我们许多球员和教练怀有敬意，我现在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像有些人熟悉电影演员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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