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我在天津团泊洼五七干校，在那里的五年中，少不了总找点苦中作乐的事情，这当然在林彪摔死以及干校死抓阶级斗争的作风小有改变之后才有可能的。
以前，我曾吃过广东的龙虱和桂花蝉，滋味不错。我想，知了也是蝉，一定也可以吃的。有一年夏季，我就和一个大家都叫他“小二黑”的孩子一起去黏知了。嘿！战绩还真不错。一次捕蝉可捉二三百只，拿回去先是用烤羊肉串的办法在茶炉上烤蝉吃，后来又嫌速度太慢，就改用大锅干烤，就可烘几十只。烤蝉最好吃的就是蝉胸上那块肉，颇有牛肉的滋味。后来一位医生说那是高蛋白，难怪这道美味渐渐地吸引了不少熟人来品尝。起初，大概一些属“阶段斗争”观念不太强的熟人来参与品尝，最后扩大到连队干部也有人来品尝了，真是大出意料。当时，真怕有人说我用烤蝉“收买”他们。
夏去冬来，树上再也不见蝉了。吃顺了嘴的我又把目标转到屋檐下那肥硕的麻雀，但我不会爬高掏雀，也不敢去找“小二黑”帮忙，怕万一摔坏了他，那就真正“罪该万死”了。正巧剧协有一位是帮田汉编《戏剧报》的老编辑，他叫司空谷。他这个人好像无所不能，劳动也是一把里手，他自愿帮我上房掏雀，真叫人大喜过望。于是，我们用竹竿、粗铁丝做成各种工具，用破棉毛裤腿做成网雀的口袋，备好了梯子和电筒，掏雀就在晚间进行。我当他的副手，他吆喝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做错了有时还挨他骂一声“笨蛋”。这样，一晚少则五、六只，多者可得二三十。
司空谷不吃麻雀，掏到的麻雀全部归我。我想，他的乐趣就是能掏到麻雀和对我的指挥权，我其实也非常崇拜他，所以，挨骂两声“笨蛋”也无所谓。每逢掏到麻雀，当晚我就把它们连毛带皮都剥掉，内脏仅留心肺，然后用酱油、黄酒腌一晚上，第二天用铁丝串好放在煤炉上烧烤。那麻雀一烤起来异香扑鼻，惹人垂涎。我少不了请些熟人（那时不能称“同志”）来分享，也有一些别的连队的“难友”是闻香而来的。戏剧家张庚、吴祖光、刘厚生，漫画家丁聪都来吃过，评价自不必说了，我忘了谁替我取了个店号——烧鸟华。
当然，这等事儿只能在大地封冻、无农事劳动时才能做，否则就有可能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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