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初译《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后改《西行漫记》。
我并没有想写征文的念头，但在纪念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文版发表五十周年活动之际，我想表达对这本书和作者的感激之情。
1936年以前，我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相反，我还受了当时国民党的反宣传，但是我也厌恶国民党和他们的军队，这些厌恶并不是从阶级分析中得到的结论，而是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政策和签订丧权辱国的协定等等一系列事实中感受到的。我不愿做亡国奴，我仇恨在上海日本租界里横行霸道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我讨厌杭州、苏州日本领事馆和上海黄浦江上日本军舰上的太阳旗。我也讨厌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僚的贪污腐化、嫖妓纳妾。1936年，我刚从学校步入社会，在银行里当了一名小职员，又目睹上海十里洋场种种腐败丑恶的现象，因为没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内心处于徬徨、苦闷中。虽然在抗战前后有个别同事介绍我看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言，但由于我根底太差，所以并没有引起思想上太多变化。
我的好友黄嘉音（可惜被错划了右派，后来死在青海狱中）某天递给我一本中文版的《西行漫记》，读着读着，我被它吸引住了。从感性上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老百姓的关系，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块地方——陕北。那是和我所厌恶的国民党统治区和丑恶的十里洋场完全不同的一块净土，那边空气新鲜，人和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呼吸是自由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一贯主张爱国抗日的。《西行漫记》用大量的事实，给我澄清了国民党对共产党长期的造谣污蔑、反共宣传。
1938年上海沦陷，我更加处于一种不甘心当亡国奴又不愿跟着国民党走的状况中，斯诺的《西行漫记》真可以说是黑暗中的火把。我瞒着家庭、亲戚、朋友和同事，由黄嘉音和一位女友送我上了轮船，秘密地离开了上海。我从未出过远门，这时我单身一人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途经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宝鸡、西安，最后到达了陕北，当时已是隆冬季节。这都是《西行漫记》给了我力量。
因此我几十年来对斯诺和《西行漫记》始终怀着一种崇敬而又感激的心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