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缉同志要我写回顾和前瞻，这个题目太大，我只好缩小到我自己漫画创作的范围，免蹈假、大、空的覆辙。
1982年全年大约只画了九十多幅漫画，我画漫画只能算是个业余工作，会议、活动多了，漫画就少了，一年画九十多幅，不可谓多，但从再过两年就要“古稀”来说，总算是在挣扎。说到挣扎，好像有点悲哀的味道，其实老年还要挣扎，也可自慰是一种不甘落后的表现。
九十幅漫画只是一个数量的概念，质量呢？就很难说了，翻了一下也有一些一般化的。从读者来说，也有对我批评的（除了个别不怀好意的），而且都是诚恳热情的。批评约分两类：一类是指出我画上的错字（繁体、简化都有）。有的读者把我历来的错字还列了正误表，究其原因，一是文化不高，上学时不认真学习；二是自以为是，想当然，错了；三是没有认真学好简化字，又错了。连上海一位小学一年级的同学也来信指出错误，我心里是既惭愧又感激。所以现在写字，稍有疑惑就查字典或《辞海》，但仍不免。第二类是读者批评漫画的质量。有的读者是指出某一幅具体作品的毛病的，也有一些读者是指我近来的作品的质量不高的。西北工业大学的一位丁平同志来信，还附寄了他认为不好的三张作品剪报，说我的漫画不好，不如以前了，还要我自重。我自然也有些难过，但他的批评是好的，也是中肯的，只有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才有这种同志式的、热诚的、虽然也有些辛辣的批评。
我近来因工作所需，在翻阅我从1953年以来的漫画，感到近年来的某些漫画，确有些毛病。我想毛病之由来也颇复杂，究其大者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年事渐长，敏感、敏锐性差了，而这些都是漫画创作的要素。过去一事触动我，回家思索后即可成画，现在走路忽得一题，如不马上记下，五步之后就忘得精光；过去白天工作，晚上创作可到凌晨两点，现在晚上作画就不行了。这当然是生理现象，但迟钝是漫画之大敌，现在作画表现矛盾的能力也差些了。说这些话，好像有些推卸责任似的，但确系事实。
二、成了漫画“名流”，索稿者众，而且也都是十分诚恳的，从大报大刊到一些县市的小报小刊，从政治到文艺，从科普到卫生，无不希望“惠赐作品，以光篇幅”。我有时只好应付，既是应付，对自己创作就不严格了。我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画不出漫画就感到痛苦(“文化大革命”十年除外)，如果有半个月不画就会心慌，因此为了压迫自己，近一两年我对索稿的报刊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我想这也是质量下降的原因。
三、学习差，现在时有入不敷出之感。
前瞻呢，也是三条：
一、好好学习，漫画本来就是鞭挞那些落后、不文明的事物和思想，今后一定要更明确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创作，低劣的作品是不可能达到此目的的。
二、不去应付，“宁愿少些，但要精些”。
三、努力改正和减少错别字。
能否做到，1983年底再作检查。立此存照，并以自励。《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二·九》学生运动
这是我1936年在上海所作《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一幅漫画，刊于老漫画家张光宇主编的1936年第8期《独立漫画》，近年被“出土”复印，原稿早已散失了。
我于1932年夏季后正式开始我的漫画投稿生活，当时我的世界观和艺术观还未成型，我在漫画上还是一个小学生。走进漫坛，看到那么多的名漫画家，看到他们的许多作品真是又喜又惊，像丰子恺、张光宇、叶浅予、鲁少飞、张正宇那么多老前辈，当时已经是名家高手，要想赶上他们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能在漫画上露出头角？就成为我经常思索的问题。在技巧上赶，无能为力，只能在形式上开辟途径，不同于别人。我想出了一个画大场面的办法：我画一个大足球场，看台上挤满了人，看两队球员在踢一只足球。这张《一二·九》也是取其大场面，当时张正宇常说“伟大”两字，也套在我头上，我受宠若惊自不必说，果然渐渐就有人称我是个画大场面的华君武。当时我还没有正确的艺术观，只是想当个出名的漫画家，现在想来不觉汗颜，但瞎猫撞上死耗子，我却撞上了艺术需要的创造性。
现在有人夸我的耐心，能在一张画儿上画那么多人，当时我正是个青年，我常在星期天关上门画它一天。我并不是要别人向我学习，我希望现在的漫画初学者，明确艺术是创作，不是跟作。初学像幼儿走路，总要摔上几跤，才学会走路的，至于赛跑，那就要看自己如何修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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