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9日在国家图书馆学术报告厅的讲话
大家好！
很抱歉，刚才图书馆的同志介绍说我要做“学术报告”，可我这个人讲话偏偏是没有学术性的。假如大家把我的讲话当做学术报告来听，我就有点害怕了。不过我今天比昨天稍微好一点，因为昨天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任继愈同志说也要听我的这个讲话，我就有点难为情。我和他在一个大院子住，知道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一来，我就更不敢讲了。听说他今天到外地去开会，所以我今天的胆子稍微大了一点。今天在座的有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来听我这个没有学术性的讲话，我觉得很抱歉。下面我只是把我学漫画的经历向大家汇报一下：
我是1915年在浙江杭州市出生的。我画漫画可以分为“上海阶段”、“延安阶段”、“东北阶段”，1949年到北京至今，也可以算是“北京阶段”。在30年代我的“上海阶段”，也就是我漫画创作的初学阶段。
有的同志也许会想：这个人是不是天才?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并不是天才。我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开始喜欢漫画的。我这个人不喜欢画工笔画，我觉得那种画不随意，比较呆板，不符合我的性格。我喜欢用比较随意的、写意的手法画画。所以我在中学时上图画课，一画静物，我就很狼狈，因为我画的静物画非常糟糕。静物画是要花点工夫的，比如画个苹果就要像个苹果，画个香蕉就要像个香蕉，可我就画得很不像。我的老师名字叫金耐先，是个留日的学生。他看了我画的静物画以后，总皱着眉。我的图画课成绩总是得六十分，也就是刚刚及格。所以说，我小的时候没有绘画的天才，只是自己喜欢乱画就是了。
另外，我的数理化成绩也是很糟糕的。我的算术课大概到了“鸡兔同笼”的时候就基本停止了。后来我的数理化成绩越来越差。数学老师吴在渊先生严厉之极，我对他老人家真是无可奈何，考试经常得负分。偏巧当时有一位数学助教对我们也很凶，我就在课堂上画了幅漫画嘲笑他。画面上是一把大大的尿壶，这位助教的头像正插在尿壶的嘴上，标题叫做《清供》。我的表弟和我同班读书，也讨厌这位助教，他竟未得到我的许可就拿了这幅画往这位助教的教桌上一放。这下可惹了大祸，那位助教大发雷霆，向学校提出，“不开除华君武决不再教课！”校方先给我记了两次大过，拖到放暑假，又写信通知我的家长，学生华君武可不再来校读书。我就这样被迫停了学。这当然是我咎由自取，现在想想，借漫画来泄私愤，实在是不应该的。如果那位助教先生还在，我愿意向他当面请罪。
我开始学漫画是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大概是在1928年。我画了一群学生在打防疫针。学生很调皮，虽然打针是有点疼，但是却故意装出很疼的样子来，于是我就画学生打针时装出的鬼脸。没想到这幅画居然被我们学校的校刊编辑看中了，于是就刊登在校刊上面了。这是我刊登在刊物上的第一张漫画。
后来我更加喜欢漫画了。那时漫画界风行一种用漫画表现古诗词的画法，我学到一首题目叫《江南》的汉乐府诗，里面的第一句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我就把它画了出来。画中有一个人正在采莲，我在圆圆的荷叶当中画了个十字像个“田”字。这幅画被浙江日报刊登出来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居然还领到了一块钱的稿费。去领稿费的时候，他们还让我贴三分钱的印花税票，这把我给难住了，我当时连三分钱都没有。人家还不好气地说了一句：“连三分钱都没有!”这幅画就是我的第一张刊登在正式报纸上的漫画，时间大概是在1930年左右。从此以后我就开始拼命地画漫画。
画漫画是要懂得一点社会、懂得一点人生的。可我是一个小小的中学生，能懂多少东西呢?我画了很多漫画，大概有两百张，寄给报馆，可就是登不出来。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画。假如我当时放弃不画了，我现在也不会坐在这里谈漫画了。
1933年，我到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上高中。后来经我的一位堂舅介绍，我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当了一名比实习生高一级的“初级试用助理行员”。到上海以后我就开始往更多的刊物上投稿。我一开始就选中了一本林语堂主办的《论语》杂志，往那里投稿，后来就画得多了。那时我才二十岁左右，思想还不成熟，世界观和艺术观都还没有确立，有些东西似懂非懂，有些东西是学人家、模仿人家的。
我们中国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总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我上小学的时候在老师的带领下曾到驻杭州的日本领事馆前喊口号。我还记得唱那首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因此我从小就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当时也没有谁来教育我，而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行径教育我，使我憎恨他们，所以那个时期中国的漫画作者画了许多反帝的漫画。我画的漫画究竟对不对也不知道，因为我当时区分不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只知道“东洋佬”，参加革命以后我才知道要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思想是比较幼稚的。
那时的上海有我们漫画界的老前辈：丰子恺、鲁少飞、张光宇、叶浅予等老师，其实当时他们的年龄也不算太大。丰子恺先生当时也不过四十来岁，我二十岁左右，当然他是我的前辈，他们画的画比我画的画不知要好多少倍。在画漫画方面，我只是一个刚刚进门的“小伙计”。我那时也不知道有什么创造性不创造性的，总觉得赶不上他们。因此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在我的漫画里面画很多的人。因为他们漫画里面的人都不多，一张画里就几个人，像丰先生的画，就三两个人或一个人，我一幅画里可以画几百人。我这里有一张复印件《一二·九》，你们看这张画画了多少人?我记不起来这张画画了多长时间了。因为我那个时候要上学，还要做事情，那时又不像现在有双休日，大概这张画至少画了一天。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创造性”的问题，就是想：我要出名。因为老先生们比我画得好，我比不上他们，只好用这种办法来和他们比。当时我的画虽然画得比较糟糕，但是人家知道，有个画大场面漫画的华君武。
我为什么来强调这个事情呢，就是现在我们画漫画的青年人不想“创造性”的问题。我认为，别人没有画过的东西，你来画，这叫创作，假如你总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走，那么就一辈子也没有你自己的东西，原因就在于你没有创造性。比方说齐白石，他是有创造性的大画家，但是我们进城的时候就听说北京有“东城齐白石”“南城齐白石”“西城齐白石”，他们都是齐白石的学生，画来画去都像齐白石，谁也没有超过他。这就因为他们没有创造性的结果。漫画也是这样，你要跟着谁画，永远跟在他后头，那何必称为“创作”呢?叫“跟作”就行了。目前我们的作品里叫“跟作”的漫画太多了，现在有个新的说法叫“撞车”，就是说你的作品跟人家的作品雷同了。我觉得搞漫画创作就要真的进行创作，要有属于自己的、与别人不同的东西。尽管我二十几岁在上海时，对于艺术创作方面的东西了解不多，但还是想出画大场面漫画这么一个办法来，好和别人的画区别开。这恐怕算是“瞎猫碰着死耗子”吧。
当时上海有一家英文报纸叫《字林西报》，翻译叫NORTH CHINA DAILY NEWS，这个报纸经常刊登一位白俄漫画家萨巴乔(Sapajou)的国际时事漫画，他原来的名字叫萨巴久诺夫，我没有见过他。他的画，线条流利、造型准确而又夸张得体，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就把他当做我的老师，学他的画法。
30年代的中国，有不少的漫画作者都有一个“洋老师”。因为中国的漫画不像中国其他艺术一样有很久的传统，比如说我们的国画有很久的传统，当然也有人说八大山人画的画，也类似漫画的，也有人说《鬼趣图》也有点像漫画，我没有研究过它，但是总的来说，漫画在中国发展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所以当时大家学外国人画漫画也是一种办法。假如说一种画是专门学外国人的，也可以画得不错，但是它总不能算是中国风格的漫画。比如说张光宇，他是学墨西哥的一位壁画家叫柯勿罗比亚司。但是他学是学，后来还是画出他自己的东西，还是地道的中国民间的风格。还有蔡若虹、陆志庠，都是学乔治格罗斯的，但是后来又都画出了中国民间和自己的风格。还有特伟、米谷，他们学英国政治讽刺漫画家大卫·罗的画，但是后来也慢慢离开了他们的老师。我后来离开上海到了延安，我在艺术上也渐渐离开了萨巴乔。假如我学萨巴乔学得很像，也不过就是萨巴乔。我当时连签名都学他，后来要摆脱他的影响也是很困难的。可以这样说，学他的画法也学了几年，摆脱他的影响却摆脱了十几年，是在慢慢地摆脱。我讲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外国好的东西可以借鉴，但不要去模仿，模仿是没有出路的。以上是我在上海时期，也就是1933年到1938年的时间里的基本情况。这期间，上海有许多漫画家、老前辈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1938年，我去了延安。当时我不像张谔、蔡若虹那样是“左翼漫画家”，那时有左翼的漫画，张谔、黄鼎他们都是左翼的漫画家，我就不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我大概是“中间偏右”，而不是“中间偏左”。那么后来为什么我在思想上有些变化呢，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教育了我。我们在上海的时候，中国人就是在外国的租界里面也不敢直接画讽刺日本人的漫画。大概年龄大一点的同志熟悉，当时有一个叫杜中远的人，他写了一些日本人的事，闹起了轩然大波。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画反日本人的侵略，这是滑稽的。日本屡次侵犯我们，比如“九·一八事变”“八·一三”和“七七事变”，他们总是在闹事欺负我们，所以我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很仇恨的。而国民党采取一种不抵抗的政策。我这张画就是画“一二·九运动”的。那个时候我的思想稍微进步了一点，我讨厌国民党。那个时候讲“打倒列强，除军阀”，“军阀”是指北洋军阀，但国民党内也形成了—个军阀集团，是一个“新军阀”。所以我对军阀不满意，对国民党也不满意，对旧社会有一种厌恶感。后来看了斯诺著的《西行漫记》，便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那时候我并不懂共产党的道理，但感觉共产党比国民党好，至少是要抗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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