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过程中文官政府的分化及士大夫们所表现出来的投机或顽固心态，使他对于一般 的官员们非常轻蔑，并失去与士大夫们对话的兴趣。他所要做的，就是牢固地控制着权柄， 并且永远高深莫测。孟森对于嘉靖一朝的政治，亦是用“议礼”二字概括。那么，何谓“大 礼议”？大礼议的实质是表明了明朝皇权正统的转移，即帝系从孝宗、武宗一系转到世宗一 系，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尊崇世宗的父亲兴献王。大臣们与世宗所争论的问题就是，新即位的 世宗与已故的孝宗皇帝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应该称孝宗为伯父？还是称孝宗为父亲？ 如果称孝宗为父亲，那么世宗又该如何称呼他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祐■？这些看似细枝末节 的事情，其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世宗来说，议大礼一事不仅是要争取自己的皇权杨廷 和像
合法性，而且也是要逐步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专制权威。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荒唐放诞的武宗朱厚照病逝，留下大好江山没有子嗣继承 。武宗去世，政府的工作实际上已落在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的身上。杨廷和与内阁其他大学士 商议迎立兴献王世子朱厚■。由于朱厚■在当时是宪宗皇帝孙辈中年龄最大的，其父兴献王
朱■跟孝宗是兄弟，按照伦序继承的原则，他的继位得到了所有大臣们的同意。次日，太
监谷大用、驸马都督崔元、内阁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礼部尚书毛澄等人出发赶赴安
陆，迎接朱厚■前来即位。谁也不会想到，迎来的15岁的朱厚■竟是如此难以对付。从正德
十六年（1521）始至嘉靖三年（1524），朱厚■依靠一部分臣工们的支持，在议礼问题上与
大部分朝臣对立了整整4年，而在这一过程中，朱厚■一步步走向强硬和专制。
杨廷和更没有想到的是，由他起草的一份遗诏，竟然一开始就成为朱厚■迫使他改变立场的 利器。遗诏中用武宗的语气说：“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 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 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遗诏中最关键的是最后四字“嗣皇帝位”。所以，当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二日朱厚■到达北京城外的时候，进城的礼仪就成为第一个问
题。礼部员外郎杨应奎、郎中俞才拟定的仪注，是照准皇太子即位之礼的，即由东安门入，
宿文华殿。朱厚■看过之后，就对身边的兴献王府长史袁宗皋说：“遗诏是让我来做皇帝的
，不是皇子。”在当时，朱厚■所能真正依靠的亲信，大概也就是年老的袁宗皋。后来，袁
宗皋以从龙之功任内阁大学士，由一个正五品的官员升至一品大臣。但在当时，朱厚■无疑
是以一人之力对抗当时的文官政府。杨廷和请求按既定的皇太子礼仪行事，无奈朱厚■以遗 诏为依据，就是不同意。最后，张太后命杨廷和等人先实施“劝进”这样一个程序，等于在
形式确认朱厚■为皇帝，然后再按皇帝的仪式让朱厚■入京。朱厚■当即受笺，也不再像以
往的即位程序那样辞让再三，而是立即受笺，由大明门入，朝见太后、武宗皇后，御奉天殿
，即皇帝位。后来的人说，这件事说明朱厚■的心中“早有定见”——即“继统不继嗣”。 对于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有这样的主见是难能可贵的。所以，袁宗皋说：“殿下聪明仁孝
，天实启之。”但是，我们看来，这也许说明朱厚■在王府时受过良好的教育。朱厚■的父
亲朱厚■据说“嗜诗书，绝珍玩”，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平时也重视对儿子的教育。所以，
相对于深宫长大的皇子，在王府中长大的朱厚■自然有更强的独立能力与主见。因此，在第
一个回合的较量上，朱厚■小胜。但是，接下来的“大礼议”，竟牵动着整个嘉靖初年的政
局。
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按照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的意见，朱厚■“宜称孝
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对兴献王和兴献
王妃，朱厚■一律称“侄皇帝”；益王第二子朱厚炫，继兴献王后，袭封为兴王。这样的安
排，就等于将兴献王朱祐■惟一的儿子朱厚■过继给孝宗为子而正式成为武宗的弟弟，以继
承皇位，再将益王的儿子朱厚炫过继给兴献王朱祐■，继承王位。对于这样拔萝卜似地拔来
拔去的安排，朱厚■回答说：“事体重大，再讨论说来听。”显然，朱厚■无法接受自己称
自己的亲生父亲和母亲为叔父、叔母，而称呼根本没有过继手续的伯父为父亲。但是，礼部
尚书毛澄等人的复议依旧坚持前议，并且高唱“为人后者为之子，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的
高调。朱厚■的批复依旧是要礼臣们再去讨论。也许，他需要等待，等待一些人站出来为皇
帝讲话。直到七月，事情仍悬而未决。新科进士张璁上疏，针对“为人后者为人子”的说法
，指出如果兴献王健在并且即位的话，难道兴献王也要做孝宗的儿子么？认为朱厚■所继承
的大统，实际上是太祖之统，是来自祖父宪宗的。而且，张璁说：“现在要迎养圣母来京，
称皇叔母的话，就要讲君臣之义了，难道圣母要做皇帝的臣子？且长子不得为人后！”这一
番议论，在朱厚■听来，自是高兴，说：“此论一出，我们父子就可以保全了。”但是，在 大臣们看来，张璁的议论无疑是奸邪之论，意在讨好皇帝。因此，纷纷上疏要求惩办张璁及 其同党桂萼。但是，朱厚璁好不容易找到支持他的人，哪里会惩办呢！于是，他不久后即命 张璁、桂萼两人进京与京城的大臣们来议礼。大臣们自然是极力阻挠二人入京，一方面与皇 帝妥协，一方面攻击张璁和桂萼两人心术不正。这样，围绕着议礼这一事件，朝臣中已分成 两派：一派是以张璁为首的主张尊奉兴献王为皇考的；一派是以杨廷和为首的主张尊奉孝宗 为皇考的。
从两派的力量对比来看，自然在初期杨廷和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内阁大学士们、各部的尚书 以及科道的言官们，几乎都是与杨廷和同一主张的。世宗这时刚刚即位，羽翼尚未丰满，还 不敢过分地专制。大臣们也动辄以辞职相要挟。就在正德十六年（1521）的十月，礼部尚书 毛澄、大学士蒋冕就先后要求辞职，朱厚璁因为还缺乏多数朝臣的支持，还只能温旨挽留。 但是，正德十六年九月的一次事件，也许初现了朱厚璁专制的苗头。该月，礼部主张用王妃 的礼节来迎接到京的兴献王妃。但是，朱厚璁明确地表示不同意，下诏用“母后仪驾”，由 大明门入。整体看来，这一时期朱厚璁与杨廷和等大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博弈。双方相互 妥协、要求，试探对方的底线。有时，朱厚璁几乎就像是在哀求了。正德十六年（1521）的 十一月，朱厚璁对杨廷和等人说：“你们所说的意思我都明白，但是，我的哀哀之情不能自 已，罔极之思亦无方。可承朕命以表衷肠，慎无再拒，勉顺施行。”意思说，请你们就接受 我的命令不要再拒绝了吧，勉勉强强实施就可以了。在当时，朱厚璁的要求比较简单，就是 不能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嘉靖元年（1522）三月，世宗朱厚璁勉强接受称兴献王为兴 献帝显陵
“兴献帝”、称兴献王妃为“兴国太后”的做法。议礼诸臣如张璁、霍韬、熊浃等人被以各 种理由放到外地去做官，只剩下皇帝一个人与整个文官政府抗衡。
但是，朱厚■在长达一年的与诸臣接触中，也许早就明白皇帝之尊贵及专制的力量。所以， 嘉靖元年（1522）十二月十一日，皇帝传谕：“兴献帝、后皆加称皇字。”也就是要称兴献
帝为“兴献皇帝”，称兴献太后为“兴国皇太后”。但是，毛澄等人坚持“兴献帝不宜加皇
号”，抗疏力争。朱厚■派太监去见毛澄，向毛澄长跪叩头。毛澄吓了一跳。太监说：“这
是圣上的意思。圣上说：‘人谁没有父母，为什么使我不能尽表尊崇父母之情？一定要请你
改变主张！’”毛澄愤然说：“老臣虽糊涂，但不能让礼法在我手上破坏，只有一去不参加
议礼罢了！”于是坚持辞去礼部尚书一职。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正月，又有南京刑部主
事桂萼上疏请求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称兴献帝为皇考。这一主张等于是否定了朱厚■继嗣孝
宗的说法，比当初只要求尊崇亲生父亲的主张又前进了一步。从而，在朝廷中再掀轩然大波
。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的三月，皇帝与大臣之间达成了和局：尊称世宗的亲生父亲为“
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这回皇帝似乎也满意了,也命张璁等人不要再来北京议礼了。但是
，对于张璁和桂萼二人来说，深知当初这样的议论就犯了众怒，如果不弄垮反对派，势必在 朝廷无法立足。于是，张璁等人又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称自己的父亲为‘本 生皇考’，其实还是把自己当作是伯父孝宗皇帝的儿子，与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其实 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大臣们表面上是尊重了您的意见，其实暗地里还是割裂了您作为儿子对 父亲的孝情。”皇帝看了这道奏疏，也不再和大臣们商量了，就下诏：“萼、璁来京。”这 个时候，当初反对皇帝最激烈的几个大臣如毛澄、杨廷和、蒋冕，或者死了，或者致仕回家 了。
张璁、桂萼入京，掀起了大礼议的又一个高潮。只不过这一次，是议礼派在皇帝的支持下人 数越来越多，完全占据了上风。据说张璁、桂萼一入京，朱厚■就授他们为翰林学士。翰林
中的其他官员竟然纷纷请求辞职，以表示不愿与张璁、桂萼二人同事的决心。嘉靖三年（15
24）七月，皇帝命去除“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中的“本生”二字，遂引发了反对皇帝过度 尊崇亲生父亲的哭门事件。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对众臣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
，正在今日。”于是，群臣跪伏于左顺门，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朱厚■命太监传谕
说：“尔等姑退！”但是，群臣到中午时分仍然伏地不起。于是，皇帝命锦衣卫将翰林学士
丰熙等8人逮入诏狱。杨慎等人于是撼门大哭，一时“声震阙庭”。朱厚■大怒，将五品以
下官员马理等134人逮入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姑令待罪。但是，朱厚■余怒未息，命将 杨慎、张原等纠集者实行廷杖。张原当时即被杖死，杨慎等或削职为民，或充戍边疆。这件 事，当时也称为“大礼狱”。明代士大夫的风节，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但是，这 一事件同时也使“衣冠丧气”，而张璁等人气势极为嚣张，议礼一事亦沿着议礼诸臣的主张 越滑越远。嘉靖三年（1524）九月，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 母”；称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太后为“圣母”。
至此，世宗解决了“谁是我的父亲”的问题，明确地表明孝宗朱祐樘只是自己的伯父。但是 ，正如孟森讽刺的那样，既然当初反对称亲生父亲为皇叔父的理由是“如果称皇叔，就要讲 君臣之义”，那么称孝宗为皇伯考不是也要讲君臣之义吗，难道要把孝宗当作世宗的臣子吗 ？这里面无疑存在着一个自相矛盾之处。所以，清代人在修《明史》的时候，也总是议论纷 纷。为此，学者毛奇龄曾专门写了一篇《辨定嘉靖大礼议》的文章，从经学的角度专门探讨 明代人疏于知礼。但是，今天看来，大礼议一事，并无是非曲直，倒是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皇 权的专制力量之强大。后来，议礼一事还不仅停留于此。世宗非但对其生父称帝称考，而且 称皇称宗，乃至超越武宗而配享于明堂。这样的做法，连张璁等人都觉得有些不对。但是， 谁又能节制皇帝的随心所欲呢？晚明学者黄景■说得好：“有导其源，思节其流，难矣！” 其实，后来世宗的随心所欲，又何止在大礼议一事上，在迷信道教上，他更是走得越来越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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