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最后一天晚上，玛蒂尔德回到巴黎拉封登街的家，躺在卧房床上，把这个曲折动人
的故事从头到尾告诉了她父亲，而且让他把桃花心木箱打开，看看里面的东西。她父亲还没
念完时，玛蒂尔德已睡着了。她梦到她那几只猫儿正在调皮捣蛋，把贝内迪特气得大嚷大叫。
第二天早上，她父亲给她送来一封毕杰曼从桑特镇发来的电报：
如你所料，任务未能达成。我已收到兄弟传来你的口信，将往墨兰镇。盼我房间即将溢
满金合欢之芬芳。
第二天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二日星期二。差不多下午三点钟左右，玛蒂尔德接到另一封那位无孔不入的毕杰曼发来的电报：
他还活着。小玛蒂，千万勿轻举妄动。将立时赶到。
电报是从密里拉森林镇发来的，离巴黎只有五十公里远。
电报抵达时，玛蒂尔德坐在客厅里。旁边还有她父亲、母亲、西尔万，还有一个她现在怎
么都想不起来是谁的人。那个人可能是她父亲的司机贾固，可是玛蒂尔德从小就坚持叫他“霹
雳风”，从来不肯叫他原名；那个人也可能是她嫂嫂；或者是她梦中常见到的一个黑影。看
完电报以后，她不自觉地让电报从手中滑落到客厅的地毯上。西尔万把电报捡了起来，交回
到她手里。玛蒂尔德眼泪盈眶，不但看不清面前的西尔万，也看不见周遭的任何人。她自言自
语地说：“我真没用，怎么会那么禁不起考验呢?”
她父亲把她抱了起来，送回卧房去。她打开桃花心木箱子，把毕杰曼的电报丢了进去，
然后再把箱子盖上，心想这一定是她最后一次开关这个桃花心木箱子了。
她错了。就像“那个人”说的一样，时光流逝，而生命的确强韧得能把我们每个人都背
在背上。
一九二八年七月，就是在毕杰曼的电报发出了四年以后，她接到一封来自加拿大的信。
写信的人是圣约翰湖的森林猎人和吟唱诗人。他在信中告诉玛蒂尔德，他多年以前是如何在“黄
昏宾果”战壕埋葬了那五个法国士兵的。
后来，二十多年又过去了，这个世界又经过一场混战。一九四八年九月，玛蒂尔德又接到
一封她必须放在桃花心木箱子里的信，这次写信的人是“红酒馆”的老板“独臂人”：
敬爱的夫人：
我最近见到了“厨房大盗”。有一次，我在一位女士家看到这个我随信附上的东西，觉
得可以陈列在我那个“战争博物馆”里，可是，“厨房大盗”一定要我把它寄给你。我对我们那
次会面仍然印象深刻。我希望这块木板对你有用。
敬祝
安好
亚参特·戴佩瑞
信后还附了塞莱斯丁几个歪歪倒倒的字： 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替你找到了这块木板。
玛蒂尔德一直跟塞莱斯丁保持联系。他们每一两年总会见一次面。塞莱斯丁结了婚又离婚，
有一个女儿，名叫玛蒂尔德。他还是没办法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仍然东奔西跑。
“独臂人”寄给玛蒂尔德的是那块传诵中的“黄昏宾果”战壕的木板。那块木板先后被用过很
多次，被涂过很多层油彩，可是很多处的色彩都退光了。现在木板上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出
“宾”和“昏”的部分笔画。玛蒂尔德觉得这样才真正地名副其实。在另外一面，一个没有署
名的人用现在已经发黄的油彩，画了一幅“大战”时期的军人画像。这个画画的人可能觉得，
天下的战争至少可以分成“大战”和“小战”两种。画上的景象就跟玛蒂尔德从前幻想的差不
多。画面是一个英国军官沉思的侧面。他穿着雪亮的马靴，头上戴着军帽，手里拿着一条软
鞭，鞭梢卷在背上。那时正是血红的夕阳西沉大海的时刻。在图画前景里，有匹灰色的马正
在吃草。水边有一棵棕榈树，好像只是点缀整个画面似的。在图画的最左边，还有一个非常
奇特的屋顶，又像炮塔，又像清真寺的尖顶。在图画的最下面，画家仔细地用黑墨水很整齐
地写着： 黄昏中的秉少将，一九一六年。
简而言之，这是一幅以黄、红、黑三色为主的油画，极可能是一个加拿大士兵画的，因
为图画上的题字是用法文写的。整块木板大约有五十公分宽。玛蒂尔德必须用力塞，才能把木
板塞到桃花心木箱里去。
同年九月，玛蒂尔德到奥赛格镇的图书馆去查《拉鲁斯百科全书》。
朱利安·海德沃斯·乔治·秉在一九一七年指挥加拿大部队，打赢了维米的反攻战。他
也在一九一八年指挥坦克部队，赢得了坎布雷那场影响极大的战争。战争结束以后，他出任
加拿大总督；后来又被任命为苏格兰调查局长；最后他官拜元帅，光荣引退。
玛蒂尔德把所有这些关于秉少将的资料都放进桃花心木箱子里去，心想： 这位秉少将可真
了不得。他可能不知道，他居然在无意中被卷入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里。玛蒂尔德很久以
前就开始集邮，她所有的邮票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集邮簿里，其中有两张是一九三六年为了
纪念维米军人冢碑落成而发行的纪念邮票。一张是红棕色的，一张是蓝色的。当她仔细观看
两张邮票时，她衷心希望着那个为秉少将画像的士兵生还回家去了，而不是在维米军人冢碑
中被纪念的一个。很不幸，那次维米战役中牺牲的官兵以加拿大军人居多。
又是几年过去了，然后是另一位后来也光荣升任元帅的法国将军，用他自己的方式，为
桃花心木箱子的内容又增加了一些材料。一九六五年一月初，玛蒂尔德接到爱罗蒂·高尔德的
小女儿爱莲娜的一封短信。爱莲娜后来跟玛蒂尔德成为好朋友，就跟她哥哥姐姐、巴狄斯坦·
诺特达姆，还有“六分钱”的两个女儿一样。爱莲娜毕业以后当了高中老师，给玛蒂尔德寄来了
一张复印的文件。那是前一年秋天普隆书店出版，法约尔元帅著作的《大战手记》一书中的
第七十九页。其中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手记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在欧比尼开会。欧比尼附近某单位的四十个士兵自己用手枪射伤一手，贝当本决定枪毙
其中二十五名。今日贝当改变初衷，命令将死刑犯双手反绑，丢到离敌人战壕最近的空地上，
要他们在敌人面前过一夜。贝当没有说明是否应让他们饿死。军人要有性格，要有精神！但
是，有性格和暴虐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从那天开始，玛蒂尔德对法约尔元帅好感大增，她终于了解为什么多年前三个喋喋不休的
男人在“红酒馆”对法约尔将军多所偏爱了。她一向对军人没好感，现在对玛利·爱米尔·
法约尔将军的崇拜似乎跟她的信念相抵触。可是她自我安慰地想，算了吧，天下任何事都会
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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