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玛蒂尔德在巴黎的一家画廊开了生平第一次的画展。虽然她一点名气都没有，可是她父亲有很多关系，其中包括一个来去匆匆的银行家。他可能没时间细看，错把画展当花展，在开幕酒会上买了一堆向日葵、茶花、玫瑰、丁香和整片田野的丽春花，拿回去装饰他办公室的墙壁。他恭维玛蒂尔德“下笔生春”，保证她将来一定成就非凡，因为他能够“慧眼识英雄”。他很抱歉没时间久留，因为当天晚上他就要动身去蔚蓝海岸，可是行李都还没整理好，而火车是绝对不等人的。另一位老太太比较诚恳，她向玛蒂尔德称赞酒会上的点心，说她就算在战前也很少吃过这么精美可口的“免费点心”。总而言之，在打名气这方面说来，这次画展可以说是相当成功。
画展期间，为了不让自己压力太大，大约每三天的一天下午，玛蒂尔德请西尔万开车把她送到伏尔泰码头的画廊，在那里待上一两个钟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细细观察那些前来参观画展的观众。她觉得那些单独前来的观众或者表情冷淡，或者一副鄙视之情；至于那些结伴前来的人们，却好像都在嘲笑她的作品。每次碰到这种情形，她都有股冲动，想立刻把墙上的画都摘下来，回家去，从此不再做有关身后荣耀的梦。奇怪的是，这些表面上一点都不友善的观众，在离开画廊时，总不会忘记在金色的纪念簿上签名留言。她甚至看到有些人皱着眉头，专心一意地在斟酌字句：“痛苦蓝色时期中的一个年轻浪漫主义者”或者“我心震撼，有如重回田园的浪子”。有时候，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批评的字句：“倒霉的花朵！为何受到如此惩罚?”或者“糟糕透了”！画廊的主人是一个叫做阿尔方斯·都德的先生，跟那位写《磨坊书简》的都德先生虽然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他把那位同名作家的名著当作画廊招牌。都德先生看到类似如此的评语时，会拿黑墨水涂掉，宣称这些都是那些眼红的同行在捣蛋。
就在这种舒适安详的气氛中，一个七月的下午，西尔万从拉封登街给画廊里的玛蒂尔德送来了一封信。信出自达可斯医院的玛丽修女之手，宣告艾斯普兰萨去世的消息。他被葬在医院附近的一个墓园里。他去世时既没亲戚，也没朋友，参加葬礼的除了神父和玛丽修女以外，只有他从前下士官的未亡人博非太太。医院交给博非太太一些艾斯普兰萨的遗物，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
可是在他死前几天，艾斯普兰萨特别找出了一张他年轻时候的照片，嘱咐要交给玛蒂尔德。照片上的艾斯普兰萨站在沙滩上，头发茂密，八字胡挺拔，神采飞扬。他要证明给玛蒂尔德看，他一点都没有夸大，他年轻时的确像他形容的那样英俊潇洒。
在等候玛蒂尔德时，西尔万双手插在口袋里，伸长脖子，很专心地观察着墙上的画。这些画的每一分每一寸他都熟得不能再熟，比玛蒂尔德自己还清楚。玛蒂尔德看完信和照片以后，对西尔万说，她今天不想回家吃晚饭，她想跟他一起去蒙帕那斯的一间餐厅吃饭，饭后要喝一杯喝下后令人醉醺醺的白兰姆酒。西尔万回答说他求之不得，因为他也非常想去喝一杯。他解释说看到她像个卖花女一样，把心爱的花都卖掉，特别是那幅丽春花，使他觉得非常心痛等等。
玛蒂尔德现在没心情去理会什么惋惜和怀念的感觉，她只觉得今天晚上，她可以好好地跟西尔万谈谈有关艺术方面的事。
爱罗蒂·高尔德
巴黎市孟加列街四十三号
七月七日星期三
我本来以为写比说容易得多，想不到我起了三次头，结果都被我撕掉了。回忆讲述这件事使我非常痛苦，我不明白为什么知道这些来龙去脉对你那么重要，而且更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跟你未婚夫的死亡有关。可是你再三说这件事关系重大，而且那天我们谈话时，我感觉得出你的悲伤之情，所以我觉得我不能继续保持沉默，使你更加难过。我只有一个请求，请你一定要为我保密，就像我自己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底，从来没对第三者说过一样。
当你拿那张照片给我看的时候，我着实吃了一惊，因为我绝没想到布盖会是五个双手被缚的死刑犯之一。我告诉你我不认识布盖的时候，并不完全在撒谎。战前，大约有三年多的时间，我丈夫时常跟我提起这个人，因为他们周末一起在市场摆地摊，平分收入。可是我一直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因为我丈夫总是叫他“爱斯基摩”。
为了让你对这件事有个全盘了解，我得先把这个故事的背景讲给你听。我一开始时就请你为我保密，主要是因为这段历史维系着我五个孩子的幸福。
班杰明二十三岁服完兵役时，在圣安东尼区的一间高级细木器店找到工作。店里有一个叫玛丽·维尔涅的文书，年纪比班杰明大一点。日久生情，班杰明跟她相处了一阵以后，对她非常有好感，可是这是一段没有出路的感情，因为玛丽·维尔涅跟一个证券经纪人已经同居了四年多。那个人自己有家室，不知道是因为无法离婚还是不想离婚，反正他一直没离婚。玛丽跟他生了三个孩子，他也都没正式承认领养他们。班杰明认识她以后几个月，就是一九七年春天的时候，玛丽·维尔涅又怀孕了。跟她从前所有的老板一样，木器店的老板也因此把玛丽辞退了。
一九八年十月，班杰明在阿里格勒街租了一个小店面兼作坊，开始独立营业，晚上就把床垫一铺，睡在他白天制作的家具中。到了一九九年一月或二月的时候，玛丽·维尔涅跑到他店里来找他，问他有没有什么她可以做的工作。现在她终于解脱，回复自由之身了。那个经纪人有天出门时，在自家门口被人暗杀了。没有人知道凶手是谁，极可能是某个被他害得倾家荡产的人。班杰明当年四月跟她结婚，领认了她的四个孩子。班杰明后来每次提到
玛丽·维尔涅，口气总是充满深情。这个玛丽也实在命薄，一生没有走过好运。他们是星期六结的婚，结果第二个星期三就因为急性盲肠炎被送到医院急诊，当天深夜在医院去世。我母亲在我十六岁时，同样也因为急性盲肠炎去世的。
至于我自己，在我遇见班杰明前，也从来没有走过什么好运。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在世上只剩下一个舅舅，虽然母亲跟她弟弟已经冷战了很多年了，可是我还是被托付给他。那时我应该升高二，因为家庭变故，不得不休学，到我舅舅、舅妈开在圣安德列街上的缝纫用品店打工。我住在庭院深处的一个小房间里，跟店铺遥遥相对。开头的几个月，除了到附近的面包店去买面包以外，我几乎足不出户，这个庭院就是我的小天地。可是命中注定的，就算想逃也逃不掉。一九九年春天，大概跟班杰明变成带着四个孩子的鳏夫同时，我认识了一个前来我们公寓修理楼梯的泥水匠。我十七岁，他二十岁。我向来就极端胆小羞涩，几乎是一种病态。他跟我完全相反，大胆开放，能言善道，可是又很温和可亲，使我平生第一次觉得跟另外一个人处得来。我不久后就对他完全撤防了。
他偷偷地溜到我房间里来跟我幽会，然后天明前离开。有两个晚上，我们到塞纳河边散步。还有一个星期天，他带我游览我仍然陌生的巴黎，我们去了香榭丽舍大道、河滨公园，还登上了埃菲尔铁塔的顶端。另外一个星期天，我们约好在圣米歇尔广场见面，结果他开着一辆借来的车，带我到布瓦西一带的乡下去玩。我们在一个叫菊西耶的小镇饭馆吃午饭，下午我们租了一条船，划到河中一个美丽的绿色小岛上去玩。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关系在那天就结束了，前后还不到两个月。当我们在那个岛上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怀孕了。他把我带回巴黎，从此我就没再见过他。
我舅舅和舅妈对我平平淡淡，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他们收容了我，因为我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而他们是我惟一的亲戚，所以当我女儿爱莲娜出生以后，我决定离开他们家时，我想他们一定大大地松了口气。在圣安东尼医院给我接生的医生帮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包括食宿，工作是在照顾我自己的婴孩之外，帮班杰明·高尔德照顾他的四个孩子。在找到我当管家以前，他一直请他住在连城桥市的姐姐帮他看孩子。他姐姐叫做欧蒂，比他大六岁，是个决定终生不结婚的老小姐。她看了一阵孩子后，实在吃不消，所以班杰明不得不另想办法。那时，班杰明就住在现在孟加列街的这栋公寓楼里。他跟玛丽·维尔涅结婚后就租下了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饭厅、一间厨房、两个卧室和一间盥洗室。我跟孩子们睡在临街的大卧室里，班杰明睡在另外一间比较小的卧室里。
凡是认识我丈夫的人都会告诉你，他是个大好人。因为他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下长大，难免有点儿沉默寡言。他没受过什么教育，可是在木工上的手艺非凡，没人能比。我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他的确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当我开始做他管家时，他才不过二十五岁，可是看起来已经比实际年龄老多了。他举动稳重，不苟言笑，心中只牵挂着孩子。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对孩子的钟爱，可能来自他自己不能生育孩子的预感。我等下就解释给你听。
玛丽·维尔涅的四个孩子叫做菲德里克、玛婷、乔治和诺艾咪，那时最小的两岁，最大的六岁。四个孩子都对他们爸爸亲得不得了，每天晚上他从阿里格勒街的店里回家时，是孩子一天中最欢乐的时光，每个人都异常兴奋。有时候他星期六或者哪天跟他朋友“爱斯基摩”去喝两杯，回来得比较晚。我如果要孩子们先去睡觉，他们一定大哭，非等着爸爸回来不可。班杰明对我孩子爱莲娜非常疼爱，就像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爱莲娜还在摇篮里时，会说的第一个字，很自然的就是“爸爸”。其实，在他向我求婚以前，在我为他管家的六个月中，
虽然我们睡在不同的卧房里，可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就像任何一对夫妇一样： 他每个星期把家用交给我；回来后把心里不愉快的事讲给我听；星期天跟我一起带孩子出去玩。帮他洗衣服的是我，为他准备早饭和午餐饭盒的也是我。我们是在一九一年十月结婚，婚后班杰明立刻认领了爱莲娜。他对自己这么快再婚有一点不好意思，而我一碰到人多的场合就手足无措，所以我们只请了他姐姐、我舅舅和舅妈去区公所参加婚礼。结果三个人没一个来，我们只好花了一点钱去街上拉两个人来作我们的证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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