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斯普兰萨摇头，他苍老的面容和像雾色一样苍茫的头发也一起摇动着，他恳求她：“别吵，别吵。我们没有枪毙他们！我要说的是，我在你未婚夫生前见到过他。你接到他最后的一封信，是他口述我写的，也是我寄的。”
玛奈克最后一封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六日星期六写的信，的确不是他的笔迹。信是这样开始的：“今天我不能亲笔写信，这封信是请一个从夏朗德省来的战友帮我写的。”
玛蒂尔德尽量忍住眼泪。她问艾斯普兰萨：“你是夏朗德省人？”
他回答：“对，苏士东城的。”
玛蒂尔德的声音细微，但却深深打动了他：“玛奈克是五个人中的一个，对不对？”
他低下头去。
“为什么？他做了什么事？”
“跟其他四个人一样，他们都是因为自残的罪名被判死刑。”
他举起一只被太阳晒成黑褐色且布满了粗大青筋的手。
玛蒂尔德哽咽了一下。她看着这只手，说不出一个字来。
她尽量忍住眼泪。
在浮尘飘扬的阳光中，艾斯普兰萨坐在松树枝叶间，开始说给玛蒂尔德听。
***
一辆卡车来接我们，开到北部二十多公里远的地方，把我们丢在一个已经变成废墟的村庄，好像叫做丹鼓尔，又好像叫做南鼓尔，我记不太清楚。虽然只是三十个月以前，可是这期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觉得好像过了三十年，我实在记不住。我们在那里等着这五个被判死刑的士兵的到来。
差不多是下午四点钟。整个乡野都在大雪覆盖之下，天气寒冷，天空很白。虽然地平线模糊不清，但是一直到地平线处，地上都看不到任何炮弹的碎片，空中也看不见任何测风气球，完全看不出战争的迹象。只有我们周围是一片凄惨的景象，这个我记不得名字的村庄中，没
有一堵完好的墙，触目所及，全是断垣残壁。
我们终于听到声音了。先是一营从前线撤退下来预备到后方歇息的非洲黑人兵。他们
穿着羊皮大袄，包着围巾，分散成一队队的，乱不成序，精疲力竭地从我们面前走过。接着
又来了一辆救护车，下来了一个军医和一个护士兵。他们跟我们一起等候。
塞内加尔兵过去一段时间后，那条路上又来了一些人。我第一个注意到的是一个叫做博非
的下士。我刚才已经提到他过，他就是那个和我顶嘴的人。有的人叫他“博肥”，不过，他
很不欣赏这个绰号。这次，他又多嘴了：“老天，这些人还真不急着去送死呢！”护士兵提
醒他，嘴巴这么缺德的人是要倒霉的，结果真的被他说中了。我蛮喜欢博非的。我们常在一
起打牌。他五个月以后就出事了，倒不是在炮弹乱飞的埃纳省，而是在后方的一个工地，死
在一架起重机的怪手下。出事前，他正在翻阅一本黄历。我们的上尉知道这件事以后，发表
了一篇悼词，还警戒大家不但说话要小心，连阅读的书也要谨慎加以选择。
听我这样说，你一定感到不快——
很久以前，玛蒂尔德对跟战争有关的事已经不会感到不快了。
我在讲述这个可怕的下午，居然还有心情开玩笑——
她明白战争包藏着无尽的卑鄙、虚荣与肮脏。
可是我们看够了，也受够了，我们的同情心已经麻木了——
无边的战场上，长满了虚伪的野草和嘲讽的毒花。
如果我们不拿自己的苦难来开开玩笑，那我们都活不下去了——
因为只有凡事嘲讽，才能挑战苦难。
请你原谅我的不得已，请你了解我的苦处——
她完全了解。可是老天啊，请他赶快讲下去。
艾斯普兰萨猛咳了一阵，咳声中带着嘶嘶叫声，好像刀片刮在什么东西上一样。咳完后，终于继续说了下去。
那五个死刑犯是走来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由一队骑兵护送。骑兵也都戴着天蓝色的臂章。领队的军官个子矮小，急着想离开。他在路上遇到了塞内加尔兵。黑人士兵很不情愿地让到路的两旁，让他们过去。在两排不太客气的目光注视下走过，他跟他的下属都感到很不自在。他对我说：“这些黑佬一定以为我们是宪兵，还好没对我们怎样。”
我们双方把犯人的名单对照了一遍。他要我查证每个人的身份，确定一切都合乎规章。他要我在他的犯人名单上签名，注明日期时间，表示交接完毕。战争教会我不要随便在文件上签名，谁知道这些文件以后会落在哪个机关的官僚手中。但他是我的上级，而且中尉医官声明，他的任务只是照料犯人的伤口，此外与他无关。我只有乖乖签了名。骑兵领队满意地上了马，要我此后多保重。其他骑兵跟在他身后也上了路，他们口中呼出的气形成一团白雾。
我下令让犯人松绑。他们分散开来，在旧梁上或者倒塌的墙垣上坐着休息。有人给了他
们一些水和饼干。他们各自安静地留在自己的角落，几天没洗澡，又脏又冷。
我一直保留着指挥官交给我的犯人打字名单。名单就在这儿，在我的浴袍的口袋里。一
会儿，我会把名单和别的东西都交给你。你在名单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全名。但是旧习难改，
我还是用他们战时的绰号称呼他们比较方便。
五个人中最年长的一个三十七岁，是个住在巴黎巴士底一带的木匠。大家有时叫他“巴
士多”，但是更常叫他“爱斯基摩”，因为他年轻时曾到北美洲闯天下。我们在村庄废墟里
等待时，我没有跟他多聊。他脚上穿着一双德国大兵的军靴，我看到了觉得很奇怪，他们居
然没命令他脱下来。他告诉我：“他们就是这样把我抓来的。我要求换靴子，可是他们不理
我。”我也觉得奇怪的是，他并非本土保卫军的正规兵。他告诉我，因为他是从美洲回来服
役的，所以比别人晚了三年。无论如何，现在军队缺员，连年龄比他大的人也难逃被征召的
命运。我对他说：“哎，你这样做真是太不聪明了。”他反驳我说他什么也没做，完全是个
意外，判他死刑根本莫名其妙。他这样说的时候，眼睛牢牢地盯着我。
第二个人三十一岁，是个被降级的下士，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叫他“六分钱”。他郑
重声明他故意朝自己射了一枪，如有必要，他会再来一遍。他无视我的级别，称我为“吃饱
饭没事做的杀人犯”。他是巴黎郊外的一个焊接工，也是工会的激进分子。他发着烧，伤口的疼痛使得他连续几天都无法入睡。中尉医官替他们一个个清洗伤口更换绷带时，我一直跟在他后面。五个人之中，“六分钱”的伤势最惨不忍睹。帮他治疗包扎后，中尉医官对我说：“算他运气好，有这场大雪。如果是夏天，伤口的坏疽早要了他的命，还等到现在！”
另一个来自马赛，二十六岁，是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绰号叫做“普通法”。他脸色苍白，筋疲力尽。因为名单上没有注明，我问他平时从事什么职业。他回答说：“我没有职业。我是个移民的可怜孩子，在我的军人身份证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如果我根本不是法国人的话，你们有什么权利杀我？”他接过我请他抽的烟，接着说：“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好人。你能等多久就等多久，千万不要急着枪毙我们。总统一定会大赦我们。”他的眼睛湿润，非常黑。我可以从他眼中看出来，他其实也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告诉他，我们不是来枪毙任何人的，只要他跟我们的人在一起，就不用害怕。他听了我的话以后，似乎安心多了。
出于本能，“普通法”总是待在一个从多尔多涅省来的高大汉子身旁，一个大约三十岁的农人，沉默寡言，可是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他没有一个真正的绰号。“爱斯基摩”和“六分钱”后来告诉我，在营地和换防时，他们偶尔会遇见他。他以孤独出名。虽然他接到包裹时，会像大家一样分给其他人，可是他把希望和沮丧都留给自己。很多次在作战的时候，他都表现得很灵活，但也只是为了存活下去而已，没什么特别的。谈到他的时候，大家就用“那个人”来称呼。没有人听过他有其他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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