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 上一章   上一节     回书目   下一节    下一章

暂避青岛
一 封 回 信(1)
作者 : 叶君
  一 封 回 信

  二萧在青岛期间是如何与鲁迅建立书信联系的,至今存有多种说法。

  作家肖凤在《悲情女作家萧红》一书中提到,据舒群1979年9月回忆,1934年夏天萧红还在集中精力写作《麦场》的时候,他和萧军曾结伴去过上海一趟,目的是想结识上海文艺界的一些名人,本想拜访作为前辈的鲁迅和同辈的黄源。但是,到了上海因情况复杂,没找到可靠关系,又没有足够的旅费,不能长时间逗留,所以既没有见到鲁迅也没有找到黄源,两人白跑一趟,大失所望地回到青岛。之后,舒群又单独去过上海一次,仍是失望而归。对于此说,有些补充版本还说萧军找到了内山书店,向店员打听鲁迅住址,对方说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先生的住址原来是保密的,没有可靠的关系作介绍,内山书店只是一个卖书的场所。另有一说是,舒群、萧军两次结伴到上海找鲁迅,第二次他们直撞内山书店,结果仍是一无所获。

  对于二萧在和鲁迅先生建立书信联系之前,萧军到上海拜访鲁迅先生未果的说法,本书认为要么出于人们的臆度,要么记忆有误,似乎并不可靠。如果确有其事,最值得质疑的地方在于,1978年10月21日,萧军对鲁迅先生写给他们的第一封回信进行注释时,十分详尽地回忆起与鲁迅先生书信往还的始末,但是只字未提他当年到上海拜访先生未果这件事。按照事理逻辑和叙述常理如果确有其事,毫无疑问应该有所提及。在此篇“注释”里,萧军倒是很令人信服地说到他们给鲁迅先生写信的缘起在于那时萧红的书稿已经写完,《八月的乡村》虽然还在写作中,但他们已经在考虑两部书稿的出路,而当时又不能确切知道自己的小说“所取的题材,要表现的主题积极性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是否合拍”,因为“知道鲁迅先生是当时领导上海革命文学运动的主帅,所以就写信给他请求指导”。

  二萧给鲁迅先生写信的想法之所以最终付诸行动,亦有两种说法。《萧红传》作者丁言昭曾在1979年12月31日和1980年1月8日两次访问张梅林。据张回忆,二萧曾同他谈论过给鲁迅写信的想法。因自己当年在烟台当葡萄园管理员时,经常阅读“左”倾杂志,对上海文艺界的情况比较熟悉,从中得知鲁迅先生经常去内山书店买书、坐聊,就告诉二萧给鲁迅先生的信只要寄到内山书店就可以转到他手上。张梅林那时自然并不认识鲁迅,只是读了他的文章后觉得青年们都向着先生,以之作为精神导师,只要去信一定会得到先生的指导。另一种更被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孙乐文到上海办理进书业务,曾在内山书店偶遇鲁迅先生,并有过简短的交流。回青岛后他向二萧描述当时见面的情形,更激发了他们给鲁迅先生写信的冲动,而当二萧说出向鲁迅先生写信求教的想法后,得到了孙乐文的极力鼓励,并建议萧军把通讯地址落在荒岛书店。即便出了什么问题,书店方面亦可推说不知,是顾客没有经过同意随便留下的。孙乐文向萧军反复强调,不要使用真实姓名和地址以免惹出麻烦。此说出自萧军之口,亦见于萧军夫人王德芬编撰的《萧军年表》,且鲁迅先生的回信确实邮至荒岛书店,似乎更可信。

  1934年10月初,二萧以萧军的名义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萧军首先谈到几年前他在诗人徐玉诺的介绍下阅读《野草》的感受,然后说出了自己写作中的一点困惑:不知现在的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作品。最后,向鲁迅先生提出能否对萧红已完成的书稿提出些批评。值得一提的是,这封信的落款第一次使用了“萧军”这个名字。细心梳理一下会发现,萧军在哈尔滨期间主要使用“三郎”这个笔名,青岛时期化名“刘均”,到上海后,鲁迅先生给二萧的信多称其为“刘军”。他正式使用“萧军”这个名字是在署名“田军”出版了《八月的乡村》之后,即便后来到了武汉,在主要场合还是使用“田军”。之所以取名“萧军”,他本人日后在《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一书中解释说:“‘萧’字的来源,是我很喜爱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恩;‘军’是为了纪念我是个军人出身的一点意思,并无其他‘奥秘’在其中。”关于“萧”字,另有一种不无附会之意的说法,说是萧军籍贯辽宁,古代辽人多姓萧,因而,用此姓含有怀念被敌人占领的故土之意。当然,亦有人认为“萧军”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时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如曹革成在《我的婶婶萧红》一书中便持此说,似乎亦不无道理。

  信件寄出后,二萧对鲁迅先生是否能收到并没有抱太大希望。社会环境如此复杂,他们对鲁迅先生是否会给一个陌生的无名作者回信也没有寄予多大期望,况且,先生是驰名中外的大文豪。还有,二萧想到即便鲁迅先生复信也要过相当长时间。因此,正如萧军日后所说的那样,信件寄出后他们“只是作为一种‘希望’,一种‘遥远的希望’在希望着,在等待着……”鲁迅先生于10月9日收到对于二萧人生来说这具有历史性转折的信。查当天鲁迅日记,载有“得萧军信,即复”。鲁迅先生的回信不久便邮到荒岛书店。二萧、孙乐文以及其他朋友分享了收信后那“难于克制的激动和快乐”。萧军后来回忆:“我把这信和朋友们一起读了又读;和萧红一起读了又读,当我一个人留下来的时候,只要抽出时间,不论日间或深夜,不论在海滨或山头……我也总是把它读了又读。这是我力量的源泉,生命的希望,它就和一纸‘护身符录’似的永远带在我身边!”这封意义重大的回信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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