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元旦过后，临回上海的前两天，陈涓来商市街向二萧告别。黄昏时分，萧红正和舒群坐在窗前聊天，见陈涓来，只是淡淡接待了她。萧军不在家，姑娘说明来意后就走了。第二天早晨，陈涓再次前来，主要是想和萧军见上一面。萧红大约买菜去了，萧军与之随便交谈了几句，听见萧红回家打门的响声，慌忙将一封信塞给陈涓。虽然不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但看见萧军那种神情，女孩便知道这封信不便让萧红看见，于是急忙塞进手袋里。就在这时萧红进到屋内，面对陈涓满脸涨得通红极不自然的表情佯装没有看见，姑娘搭讪着告别而去。回家后，陈涓好奇地拆开信封，里边除一张信纸外，还有一朵枯萎的玫瑰花。虽然萧军在信中“绝无有一字涉及这朵奇异的玫瑰花”，但陈涓后来也认为，那朵枯萎的玫瑰花所寓含的弦外之音“当然也能明白一二”。
萧军此举让陈涓内心无法释然，觉得对不起萧红。为了证明自己心底的坦荡，消除和萧红之间的误会，当天下午，又带着自己的“恋人”一同到商市街，企图证明她那“恋情是恋情，友情是友情”的理念，希望萧红见后能消除疑忌，同时也想杜绝萧军那不太理性的感情。然而，陈涓此举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二萧当晚为之置酒饯行，但大家各自心存芥蒂，举酒饯别的气氛无法和谐。回家后，心情郁闷的陈涓在一帮为之饯行的友人间自斟自饮，萧军找了进来，不与任何人打招呼，亦不说话，只是默默望着她。姑娘借口上街买酒，萧军跟到街上，快到家门口，突然在她脸上亲吻了一口，然后迅速溜走了。姑娘有些不明就里，当晚大醉一场，第二天“就离去了这可怀念的松花江”。
关于这段情感纠葛，陈涓日后始终把自己叙述成处于懵懂、无辜的状态。然而，萧红以女人特有的敏感，看出南方女孩虽有“愁”，但其中更夹杂着情窦初开的“兴奋”，只不过因她之故，来不及把要诉说的惆怅尽情说出，就“终于带着‘愁’回南方去了”。陈涓虽然回到了南方，但她与二萧具体说与萧军之间的故事并没有终结。并且，萧军在与萧红结合后与其他女性的故事似乎也远远没有结束，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萧红人生苦难的根源之一。萧军拯救了萧红之后，无意中也在以他独有的行为方式伤害着她。然而，在内心深处，萧红在感激萧军的同时，也无私奉献出了自己的挚爱。她太爱这个常常无意间伤害自己的男人，极力隐忍、包容。1934年5月，萧红将写于1932年7月30日的《幻觉》拿出来发表在《国际公园》上。这或许是她利用旧作对此时心态的曲折表达：
……
只怕你曾经讲给我听的词句，
再讲给她听，
她是听不懂的。
你的歌声还不休止！
我的眼泪流到嘴了！
又听你慢慢地说一声：
将来一定与她有相识的机会。
我是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的，
我的人儿怎不变作石头般的。
日军侵占东三省后颁布了很多旨在镇压反抗的法令，建立大量暴力机构，赋予宪兵、警察无限特权，实行法西斯统治。1933年，日伪当局加强了文化统制，实行高压政策。9月10日，颁布《惩治叛徒法》，10月13日又公布《出版法》，剥夺了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的自由，并出动大量宪兵、便衣密探，随意抓捕认为“可疑”的中国人，然后酷刑逼供。美丽的哈尔滨陷于无边的恐怖。在这种背景下，1933年10月刚一出版就轰动沦陷初期东北文坛的《跋涉》给二萧带来的喜悦与兴奋并没有保持多久。因没有经过伪满洲当局的审查，它一面世便成了“非法”出版物，且有“反满抗日”的嫌疑。因而，上市没几天便被禁止发售，送到书店、商场的书亦被没收。不仅如此，因为这本书，针对二萧的谣言四起，多是传闻日本宪兵在秘密抓捕他们。这本短时带给二萧喜悦的书，随即给他们带来无边的恐怖，稍稍宁静、安稳的生活又被打破了。
不久，房东家接到一封黑信，说是家庭教师将会绑票汪家小儿子，也就是说萧军将会绑票他的小徒弟。恶毒的谣言明显是想挑拨房东与萧军间的关系，给二萧制造麻烦。好在房东还算理性，只是把萧军叫过去认真沟通了一番，明知道是谣言也就没有太在意。然而，黑信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汪家小儿子一连三四天被姐姐们看管住不敢接近院门，甚至半个月连二萧住处的窗户都不敢靠近。黑信自然是不怀好意，可笑而荒唐，但萧红看见萧军当时的样子，亦禁不住自嘲地感到眼前的“家庭教师真有点像个强盗”，“领子不打领结，没有更多的，只是一件外套，冬天，秋天，春天都穿夹外套”，十足是个“不详细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