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 上一节     回书目   下一节    下一章

哈尔滨往事
锋 芒 初 露(4)
作者 : 叶君


  二萧也许注定要成为作家。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对写作有无比高涨的热情,还源于他们那高远、阔大的心志。今天的人们自然难以想象,当时虽然处境稍有改善但仍为每天生计发愁的二萧,居然会有自费出书的想法。好在他们周围有一帮热情支持的朋友。《跋涉》准确地说是二人的小说、散文、诗歌合集,收入萧红《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夜风》等五篇小说和一首小诗《春曲》,萧军收入其中的六篇作品大多介于小说和纪实散文之间,多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情感体验,如前文提及的《烛心》《孤雏》等。萧红收入其中的,大致是她从1933年5月至9月间比较重要的作品。她特地将写给萧军的情诗《春曲》收入其中,亦可看出,或许想以这种方式表达对萧军的强烈感念,回想当初落难东兴顺旅馆时的绝望,自然不会想到还有今天。这部二人合集起初定名《青杏》,后改为《跋涉》,喻示这是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艰难跋涉的印记,比起“青杏”,透露出更为昂扬的精神面貌和人生态度。二人各自选好文章,萧红便在“永远不安定下来的洋烛的火光”下一篇一篇地完整抄写出来,虽有蚊叮虫咬,但内心富有成就感的喜悦却无法掩抑。《跋涉》能够顺利出版,主要得益于舒群和《五日画报》社社长王岐山。

  舒群(1913—1989)原名李书堂,笔名黑人、舒群,生于黑龙江阿城一个贫苦工人家庭。初中毕业后考入哈尔滨东北商船专门学校,因家境贫寒只念了半年,便退学到哈尔滨航务局当俄文翻译,并开始从事写作。自1932年3月起,舒群开始为第三国际中国组工作,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被派往洮南任第三国际所设交通站站长。直到1933年秋,他都是以《五日画报》分销处的名义作掩护从事情报传递工作。组织上提供的微薄经费,省吃俭用的舒群平素都舍不得用。他将好不容易积攒的40元钱交给贫苦的父亲度日。当时,这笔钱几乎可以满足全家一年的吃用。慷慨义气的舒群听说二萧出书苦于无钱,便从近乎乞讨的父母手里又狠心地将这40元要了回来,交给萧军作为出版资助。这笔钱解决了出版《跋涉》所需经费的大部分,另有一位名叫陈幼宾的朋友资助了10元,此外还有一些朋友凑份子资助了部分经费,剩下所需王岐山慷慨免除。萧军在《跋涉》初版的《书后》写道:“这个集子能印出,我只有默记黑人弟和幼宾兄的助力。”多年后,有人问起此事,舒群解释说:“萧军一直说我帮助了他,其实应该说是‘党’帮助了他,我哪来那么多钱?”

  《跋涉》以《五日画报》印刷社的名义出版。在当时,它是一部没有经过日本人审查的非法出版物,9月下旬就在《五日画报》印刷社秘密开印。金剑啸专为此书设计了封面,由于图案复杂制作起来太困难,成书的时候还是放弃了。临了,萧军找到一块木板在校对房用红色蘸水钢笔简单写了“跋涉”、“三郎、悄吟”、“1933”几个字当作封面。《跋涉》初版的样子就这样定了下来。开印第二天,萧红心情激动,在家里待不住便跑到印刷所,看见已经印好折叠整齐的册子,难以按捺内心的激动与欣喜,觉得那是一种太过久违的快乐,比起儿时母亲为自己做了一件新衣裳还要幸福、满足。机器正在印刷她那篇《夜风》,很大的铅字标题,让萧红心里洋溢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被大欢喜追逐着的二萧,俨然两个大孩子。萧军提议两人吃顿外国包子(大约是汉堡),说是为着书稿的开印而对萧红的敬祝;萧红连忙到吧台要了两小杯“伏特克”,同样为着书稿开印对萧军表示祝贺。享受着成功喜悦,二萧一时感到天宽地阔、心情舒畅。回家后两人决定到松花江游泳,以释兴奋。一时大意,萧军的衬衣被江水冲走,但意外收获一条死江鱼,丢了衬衫的小小遗憾随之被驱散。晚上吃鱼的时候,萧军对着面前的女人说:“为着我们的新书,我请你吃鱼!”

  第二天是中秋节,印刷厂工人放假休息,印好的册子来不及装订。二萧急于看到新书,跑到印刷厂亲自动手装订。傍晚时分,萧军叫来一辆斗车,两人把忙了一天才装订好的100册新书提到车上。坐车回家的二萧心情就像马脖子上颤动得很响亮的铃铛,车斗里的新书让这对不名一文的夫妻觉得他们是天底下最富有的人。简陋的家里随即摆满飘散油墨香的新书。不久,朋友们也都拿到了赠书,大家纷纷谈论着。

  1933年10月,《跋涉》由哈尔滨《五日画报》印刷社正式出版,初版印了1000册,毛边纸32开,扉页上载有《涓涓》《八月的乡村》《慰灵祭》的出版预告,这是萧军1933年的写作出版计划。《跋涉》出版后随即委托商场代售,立刻引起满洲文坛的注意,二萧被誉为黑暗现实中两颗闪闪发亮的明星,奠定了他们在东北文坛的地位。直到1937年7月,东北沦陷区作家王秋萤在《明明》杂志第1卷第6期上发表《满洲新文学的踪迹》一文,谈及近年哈尔滨的文学创作,作者认为:“在当时最杰出的作家当首推三郎夫妇,自从他们的小说集《跋涉》出版了以后,不但在北满,而且轰动了整个满洲的文坛,受到读者们潮水般的好评,这册书一直保持到现在,还为有心人称颂不绝的”;他进而认为“悄吟的小说,在某一点来说,似乎有比三郎高出之处”。无独有偶,司马桑敦在1981年撰写的《三郎、悄吟的〈跋涉〉岁月》(载《明报月刊》第183期)一文中也认为:“平心而论,悄吟的文章,在析理的倾诉上不及三郎,但在小说的安排和用字抒情上,却高出于三郎;尽管她的创作思想,许多地方是受三郎那股向现实挑战的冲力的感染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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