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萧红那窘迫、危难的境况还是给了裴馨园一行深深的触动，觉得有责任把这个无助的弱女子救出来。当晚，裴馨园在道外区的北京小饭店召集一帮朋友吃饭商量救助对策。席间，他向没有去旅馆的三郎等人述说求助女子的现状和约略的过去。众人听后纷纷想着办法，有人愿意抽出部分薪水替她还债，有人为她筹划将来的职业。然而，对于这群自身都非常困窘，寂寂无名的作者、编辑来说，实际上也只是说说而已。他们也只是一群富有同情心的弱者。众人纷纷表达同情与爱心的时候，唯独那位名叫三郎的年轻人对他们说：“我什么也不能做，我一无所有，只有头上几个月未剪的头发是富余的，如果能换钱，我愿意连根拔下来。”众人都笑着说“三郎醉了”。而当裴馨园寄希望于三郎卖文章换钱时，他反问道：“天啦！在哈尔滨写文章卖给鬼吗？何况我又不会写卖钱的文章！”
三郎的话似乎击中了大家的痛处，一下子浇灭了众人刚才还十分高涨的情绪。包括裴馨园在内，大家顿时心情黯淡，星散而去。
据孟希晚年回忆，当年他住在道里区西六道街路南靠近新城大街的一栋房子的二楼公寓里。楼下便是道里区税务局，局长姓张，其兄从呼兰来哈尔滨做客。这位乡绅每晚都和他在门前乘凉聊天，似乎很谈得来。从东兴顺旅馆回来当晚，颇以为参与了一件好事的孟希，饶有兴致地向那位乡绅聊起白天的经历。谁知对方竟没有听上几句便不辞而别，令他一时大惑不解。第二天去问裴馨园，才知道那位税务局长就是悄吟的六叔，而那位乡绅就是她的亲生父亲。孟希后来仔细一打听果真如此。
今天看来，孟希所回忆的这段近乎“小说家言”的掌故似在真假之间，但还是有比较大的可信性。不容置疑的是，萧红在旅馆困居这么长时间，张家肯定十分清楚，东兴顺老板也正因为熟悉张、汪两家的背景才让他们赊住。特别是汪恩甲走后这两个月萧红的危难之境，作为生父的张廷举应该有所耳闻。然而，亲生女儿如此危难，终究不能打动他那毕竟血浓于水的亲情，甚或一点恻隐之心。家族脸面真的就让这位父亲恨不得女儿早日死掉，或者，在其心中这个女儿已然死掉。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位温文尔雅的乡绅委实是位极度冷漠的父亲，在对待女儿的态度上似乎难以见到一点人性的光芒。然而，这样的父亲在当时并非个例，太多在旧式婚姻中挣扎的女性的悲剧，往往就因为遭遇如此冷血的父亲。
裴馨园他们的造访让焦灼不堪的萧红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即便是一根稻草，此时她也不敢轻易放弃只是死死抓住。7月12日中午，她给裴馨园打了几通电话，因为他本人不在，每次接电话的都是坐在主编座位上替他处理外来稿件的三郎。他知道电话那头就是昨晚大家所谈论的无助女人，但并没有与之答话的兴致。三郎的“冷漠”基于他对慈悲和同情持有一种独特的理念。在他看来，明知道自己没有半点力量能够帮助别人，又何必那样沽名地假慈悲？昨天裴馨园邀其一起前往旅馆探访，被他毫不犹豫地推却了。
此时的张乃莹自然不知道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已然出场。如果没有这个名叫三郎的男人，她的人生就止于“张乃莹”这个名字，换言之，如果没有三郎，就没有后来那个名叫“萧红”的女人。
那么，“冷漠”的三郎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就是后来的萧军。
萧军（1907—1988），原名刘鸿霖，又名刘蔚天，1907年7月3日出生于辽宁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曾在东北讲武学堂学过军事，因打抱不平打了教官被开除，后在东北军中任下级军官。“九一八”事变后，愤于东北军不抵抗而离开部队，与好友方未艾一起到吉林舒兰，企图策划当地驻军抗日，事败，携家眷潜入哈尔滨。哈尔滨沦陷后，因无经济来源而陷于困境，不得已将妻子许氏和两个女儿遣回老家，自己准备伺机参加游击队抗日。其间，以“三郎”的笔名写点文章糊口，在向《国际协报》副刊投稿过程中，被裴馨园相中，请去帮助编辑儿童专刊和处理外来稿件。
裴馨园除主编《国际协报》副刊外，还兼任《哈尔滨公报》副刊《公田》和《五日画报》等报纸的编辑，每天事务繁忙。三郎的质朴、能干深得裴馨园的信任，不仅请他帮忙处理稿件、校对清样，最后，《国际协报》副刊就索性由其选稿、编辑并代跑印刷厂，联系一切难以处理的事务，自己只是签签名，看看报纸版面的安排，主要应对其他编务。后来，裴馨园干脆让三郎搬到他家居住。三郎的稿酬、编务费所得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对萧红求助的冷淡，除了自感无任何力量帮助别人之外，还与他对社会现状有超出常人的认知有关。他此前曾在哈尔滨当过宪兵见习生，白天在街头、饭店纠察军事纪律，晚上到戏院、妓馆维持秩序，见过太多遭遇不幸的青年女子。或许，在他看来，萧红的遭遇不过是太过平常的女性落难罢了。
当天下午，忙于事务的裴馨园打电话派舒群和另一位外号“冯大胡子”的作者到旅馆看望。二人回来说求助女子的情绪有些狂躁，甚至有些“疯狂症”。在一时找不到救助办法的情形下，裴馨园想到首先应该让困境中的悄吟在情绪上安稳下来，考虑到是位知识女性，便决定让三郎送几本书给她，并写了一封亲笔信一并带上。
改变二萧人生轨迹的见面，就发生在1932年7月12日的黄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