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馆同居的“寓公”生活，让萧红暂时没有衣食之虞，更重要的是躲过了严酷的冬天。然而，这毕竟不是她想要的生活，看不到前途和出路，汪恩甲的庸俗和恶习依旧，萧红陷于无边的精神苦闷中。但在当时，对她而言，活着大于一切，精神的苦闷或许是一种奢侈，她想用麻醉排遣苦闷而彷徨无着的内心，据友人回忆，困居东兴顺期间，萧红亦偶尔吸食鸦片，以此截断对未来的展望。
1932年2月，哈尔滨最终被日军攻陷。“九一八”事变后，这个东北地区的临时安全岛亦不复存在。困居旅馆的萧红同样感受着因时局变化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据梁静芝老人回忆，1932年春，萧红曾回过呼兰。那天上午刮着大风，天昏地暗，她衣着不整，头发蓬乱地闯进梁家院子。下午一个相貌堂堂的小伙子找到梁家，全家人都不认识，对方说来找张乃莹。进屋后，两人在里屋小声谈了很长时间，饭后便一起走了。梁家人后来才知道来人就是汪恩甲，并且了解到他们“已经结合”了。所谓“结合”，显然是指萧红和汪恩甲当时已公开同居。
萧红这次回呼兰的真实意图，外人一概不知。她为何只到继母娘家而不回张家？还有，汪恩甲为什么找到梁家？这些至今都是无法索解之谜。近年，有学者揣测萧红此次回呼兰可能是想同家人商量与汪恩甲结婚的一些具体事宜。或许，她想请继母家里人作为自己和父亲之间的调解者。但是又为何没有下文？另有一种解释是，萧红和汪恩甲在旅馆的同居生活并不和谐，这次回呼兰可能又是她的一次负气离开，汪还是像以前那样找她回去。本书比较倾向此说。
萧红的悲剧或许在于，汪恩甲是她既想摆脱又不得不依靠的男人。事实上，她单独离开汪恩甲回呼兰之举亦并非偶然。据张秀珉回忆，1932年春天，萧红同样突然找到她当时就读的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二女子中学校宿舍。来时，她和同学都还没有起床，面前的二姐衣衫破旧，蓬头垢面，狼狈不堪，样子很令人痛心。张秀珉连忙去找在同校就读的姐姐张秀琴商量。姐妹俩决定将她留下，且将各自的衣物、被褥拿出一部分供她穿用。然后，又征得训育主任和校长同意，让萧红在高中一年级插班。过了十多天，姐妹俩却发现萧红早已不辞而别，并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抗战胜利后从回到东北的张秀珂口中才得知她们的二姐最终又回到了东兴顺旅馆。
萧红此次不辞而别另有隐衷。在东特女二中住下来不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因而不便久留，愁苦之际汪恩甲又找了过来，便只好再次随他回到东兴顺。如果萧红回呼兰的日子是在她发现自己怀孕之后，那么，她回呼兰或许因为发现自己有孕在身，需要家庭出面让她和汪恩甲正式完婚，因而回家在亲戚中斡旋亦未可知。
萧红困居东兴顺旅馆的这段生活留下了太多未解之谜，而最大的谜案莫过于汪恩甲的人间蒸发。1932年5月，身怀六甲的萧红已是身形笨拙。困居旅馆半年多，他们已欠下食宿费400元，东兴顺老板开始向他们催逼债务。一天，汪恩甲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从此音讯杳无，人间蒸发。汪恩甲此次外出的原因，多年来在萧红研究者中有多种说法，多半倾向于为了筹钱还债，而其一去不返，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是为了逃避债务，故意借口筹钱丢下怀孕的萧红弃之不顾。因而，多年来汪恩甲一直背负着“无耻”、“负心”的恶谥。更有人认为，汪恩甲之所以接纳萧红并与之在旅馆同居，本身就是对她逃婚、与表兄出走北平的刻意报复。如果真是如此，正如有论者所说的那样，那么，汪恩甲真的不仅是个具有刻毒的报复心，而且极有毅力将之转化为行动的人。或许，我们更愿意相信他只是个普通人。
需要澄清的是，这些关于汪恩甲的说法，只是后人的揣测而已，至今找不到任何证据。而持“王恩甲说”者，认为王恩甲是因其父王廷兰1932年5月惨遭日伪特务暗算，壮烈殉国，为了躲避特务们的迫害而故意躲了起来，就此消失。这一说法看似合乎情理，但本书前文已经澄清萧红未婚夫的“王恩甲之谜”，此说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想象。
汪恩甲何以抛下大腹便便的萧红和其腹中骨肉不顾，一去不返，并再也无人知其下落，或许是萧红研究中最令人沮丧的谜案。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至今仍是一片空白。不过，当时在日军占领下的哈尔滨局势混乱，和平市民失踪被杀的事件屡有发生。从这个角度看，汪恩甲的失踪似乎又并不是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事情。他是否故意抛弃萧红，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应该另当别论，不能过于武断。值得注意的是，萧红在一些自述文章中谈人说事真率、坦荡，可信度极高，但是，关于汪恩甲，在其著作、信件中却找不到只言片语，哪怕是影射的话亦不可见。爱憎分明如萧红，如果汪恩甲真是始乱终弃，她不可能在文字里没有丝毫的情绪表露。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她对汪恩甲的态度远非人们所想象的基于对方始乱终弃的怨恨那么简单。然而，汪恩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只有萧红自己最清楚，但她对此一向讳莫如深，外人也就更不得而知。“汪恩甲之谜”只有等到新材料的出现，庶几才有可能得以破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