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没有关于赫鲁晓夫当时反应的记录。但是他准备这两份名单可以说明几层意义：这证实他并不完全清楚当时大恐怖的程度；这证明他宣称在50年代才发现事实真相是在说谎；这表明即使是在战争最紧张的时期，赫鲁晓夫的心里仍然想着文化与创造文化的人。他对在战争期间抽出时间给乌克兰知识分子送交的所有信件与请求都做出回应。他设法让诗人特切娜(Tychyna)被批准入党；他邀请多夫仁科和他一起在前线参观视察，当时多夫仁科的声望再次得到人们的认同。
赫鲁晓夫很欣赏图片和电影这些宣传工具，并确保他自己在这两种宣传媒介里都能得到体现。他的助手加波契卡也担当他的非正式摄影师，在战争期间经常“抓拍”赫鲁晓夫的镜头。多夫仁科将他的电影拍摄计划呈递给赫鲁晓夫，然后再从他那儿得到建议。就在哈尔科夫灾难的前几天，赫鲁晓夫还抽出时间给他的学生讲述了马克思主义中一些不够完美的观点与民族意识问题，并强调了他对乌克兰的热爱，不过担心乌克兰人已经“忘记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
他建议“应该编撰一部历史文献，反映乌克兰从纳粹铁蹄下解放的历史。文献编撰得要严肃、有意义，并且还要文笔优美，这样人们在未来才能记住这段历史，这样的文献才能在选集中重印，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才能为人所引用”。“N.S.赫鲁晓夫美好而富有见地的想法，”多夫仁科在他的日记里承认：“必须在这部文献中得以体现。长度在15—20页，也可以更少一些。我必须为这部文献作准备，并需要诗人、作家和作曲家的声明。这里赫鲁晓夫还提出了乌克兰民歌的问题。”
1943年夏天，多夫仁科将他名为《烈火中的乌克兰》的电视脚本呈送给他的保护人：“我在村庄里将电影脚本念给N.S.赫鲁晓夫听，直到凌晨两点钟。N.S.赫鲁晓夫很喜欢这个脚本，他表达了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脚本可以单独出书，用俄文和乌克兰文两种文字出版。这样人们就可以读懂了，他们就可以了解乌克兰的解放是来之不易的。”
赫鲁晓夫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对一个电影脚本倾注如此的精力是值得称道的，但多夫仁科得到的结果并非全部是喜悦。赫鲁晓夫批准“立即而且是原封不动地”出版电影脚本。但是斯大林对这个电影脚本并不喜欢。“说得轻一点，”他在1944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这部作品篡改了列宁主义。……多夫仁科的脚本中包含着严重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这是对党的政策的公开挑战。任何读过多夫仁科‘烈火中的乌克兰’的人都能看出这就是一种攻击。”
当然，任何人并不包括赫鲁晓夫。也许他对乌克兰在战争期间所蒙受损失的强烈情感让他看不到脚本中的“错误”：脚本主要写的是普通的村民，只有四处提到了斯大林；缺乏非乌克兰化的特征；披露的内容说明苏联统治方式让乌克兰在希特勒进攻面前显得很脆弱。很显然，赫鲁晓夫忽视了多夫仁科认为的他脚本中的要点：“在可恶的希特勒的进攻面前放弃整个乌克兰是错误的，虽然我们解放了乌克兰，但乌克兰还是遭受了重大损失。我们，这些解放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被解放者是有罪的。但是我们却瞧不起那些被解放者，并认为他们对我们是有罪的。”难怪赫鲁晓夫拒绝在1943年12月31日会见多夫仁科了。1944年1月3日，他们之间的会面也是很不愉快的。多夫仁科在他的日记中坦言：“看起来好像他不是N.S.赫鲁晓夫，我也不是我自己。”他好像是个“冷酷无情的无神论者与判官”，而多夫仁科则“是一个道德败坏、身负重罪的罪犯，一个人民的敌人”。赫鲁晓夫说：“我们将重新考虑你的作品。我们不会就这么听之任之的。”多夫仁科在他的日记中继续写道：“主啊，给我力量吧。赐给我智慧，让我原谅看起来身材矮小、善意的N.S.赫鲁晓夫，因为他是一个软弱的人。”
根据斯大林的紧急指示，赫鲁晓夫亲自过问了惩罚多夫仁科一事，他签署命令，解除了多夫仁科基辅电影制片厂艺术主任的职务。这位电影制片人的垮台标志着斯大林已经从利用乌克兰民族主义势力反对德国人转向了再次攻击他们为资产阶级和反动派。但是在私下里，赫鲁晓夫还是努力设法控制反对多夫仁科运动的范围，尽管他的目的也许只是努力避免自己受到牵连。 他向斯大林承认他已经读过“烈火中的乌克兰”，但是声称“我四分之三的注意力都被敌人的进攻占据了，因此未能集中精力关注多夫仁科作品的文字。我向斯大林解释了此事。他说我是在努力推脱自己应负的责任。……”
斯大林的判断是对的，赫鲁晓夫是在推诿责任。在斯大林去世后，他亲自过问，给多夫仁科“平反昭雪”。
赫鲁晓夫钦佩那些作战勇敢、不知疲倦、办事认真、为人清廉的军官，他鄙视那些粗鲁、没有教养，或是夸夸其谈的纨绔子弟，特别是那些爱吹牛与酗酒的人。总之，他喜欢与不喜欢的素质也就是他本人看重或是抵触的那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