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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战争中的赫鲁晓夫:1941—1944(3)
作者 : [美]威廉·陶伯曼


  赫鲁晓夫后来宣称:“在战争期间曾经与斯大林争论过数次。尽管他可能会将我骂得狗血喷头,但我还是顽强地努力说服他接受我的观点。有几次,我达到了目的。”这也许是真的。斯大林曾经对两位战时的谈话者抱怨:“我能告诉你们什么呢?不管我说什么,你们都会回答:‘对,斯大林同志。’‘那当然,斯大林同志。’‘您的决策很明智,斯大林同志。’只有朱可夫有时会和我发生争论。” 朱可夫与莫洛托夫确实与斯大林发生过争执,为了赢得斯大林的尊重,赫鲁晓夫很可能也会与斯大林产生如此的争论。但是赫鲁晓夫还是用了大量的时间对他的主人阿谀奉承,他给斯大林呈送了大量的报告,其中情况报告与讨好的成分兼而有之,他还尽可能抓住一切能与斯大林当面接触的机会,并因自己以各种方式得到的斯大林的夸奖而沾沾自喜。

  

  除了和妻子与女儿拉达的偶尔团聚外(她们去莫斯科看望很少从前线回来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1941年7月至1943年底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其他家人。 然而就在此期间,赫鲁晓夫一家经历了三场灾难,这对他的精神肯定产生了影响。尼娜·彼得罗夫娜努力不让这些事情影响她的丈夫,但是这些事情是掩盖不住的,不是因为他们正式通知了赫鲁晓夫,就是因为不管如何掩饰,赫鲁晓夫也能发现他妻子所承受的压力。家人的遭遇肯定更加动摇了赫鲁晓夫的信念,因为这和他自身的不安全感也是相关联的,特别是他儿子列昂尼德的去世。

  赫鲁晓夫一家于1941年7月2日逃离了基辅。在莫斯科逗留了几个星期后,他们去了古比雪夫,一座位于喀山以南伏尔加河边的中等城市,当时苏联的很多政府机构与外交人员都撤离到了这里。赫鲁晓夫的家庭成员包括尼娜·彼得罗夫娜、她的三个年幼的孩子以及她的侄女与侄子,尼娜与瓦西亚(Vasya)。六岁的谢尔盖是躺在担架上撤离的,他拄着拐杖,身上打着特殊的紧身托架,直到1942年底,他才能重新走路。在此之前,他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坐在马车里到处奔波,需要大人的照顾,他们的一位不希望透露姓名的亲戚说,这“将他宠坏了”。 赫鲁晓夫的姐姐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Irina Sergeyevna)和她的两个女儿罗娜(Rona)和伊尔玛(Irma)也与尼娜·彼得罗夫娜一起撤离了,此外还有他的母亲辛尼娅。在莫斯科,他们的队伍里又增加了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妻子柳芭和她的两个孩子,一岁半的尤莉娅(她到达古比雪夫时生了痢疾)和托尔亚(Tolya),当时七岁。尼娜·彼得罗夫娜的父母最后在古比雪夫也赶上了他们。1944年在莫斯科,与他们会合的还有赫鲁晓夫第一任妻子的侄子维蒂亚·皮萨雷夫(Vitya Pisarev)和尼娜·彼得罗夫娜表兄的女儿辛娜·邦达丘克(Zina Bondarchuk)。在战争最困难的时期,需要尼娜·赫鲁晓娃照顾的亲戚不下15人。

  在德国人发起进攻前,列昂尼德和柳芭一直居住在莫斯科赫鲁晓夫的公寓里,食物从克里姆林宫的供应点定购,经常光顾影剧院,还雇用了一名保姆。列昂尼德于1939年参军,当时正在莫斯科以外的波多利斯克进行轰炸机驾驶员的训练,他经常邀请他的飞行员朋友在他的公寓里过夜,6月21日,他们就呆在他的公寓里,这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明当时苏联红军的战备状况。当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的丈夫第二天从基辅打来电话说德国飞机正在轰炸基辅时,列昂尼德和他的朋友们才赶紧赶回他们的基地。

  古比雪夫是沙漠之中的一块绿洲,要到达那里并非易事。作家伊尔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记得从莫斯科到古比雪夫用了五天的时间,他们挤在一节拥挤的郊区火车车厢里,而“外交人员乘坐的则是卧铺车厢,还有另外一节卧铺车厢被共产国际的人占据着”。赫鲁晓夫一家只得在莫斯科车站等了两三个小时,柳芭回忆说,他们乘坐的特别包厢“就像一个铁路上的家”。

  随着大量难民的涌入,古比雪夫笼罩着一种幽怨恐怖的气氛,但是小说家瓦西里·格劳斯曼(Vasily Grossman)回忆说:“由于国家权力机构与撤离人员豪放不羁的生活混杂在一起,此时的古比雪夫奇怪地活跃着一种难以言状的东西。”作为苏联的临时首都,古比雪夫不仅接纳着政府与新闻机构和外交使节,而且还有作家、歌舞剧团的负责人以及布尔什维克芭蕾舞团。格劳斯曼写道:

  

  数以千计的人都居住在狭窄的小屋和旅馆里,不过他们还要从事正常的活动。人民委员和重要企业的领导者对经济发展进行计划,对他们的下属发布指令,特命全权大使驾驶着豪华轿车,前去参加苏联外交政策缔造者们举行的招待会;乌拉诺娃(Ulanova)、莱蒙谢夫(Lemeshev)和米哈伊洛夫在芭蕾舞和歌剧院内取悦着观众;美联社的亨利·萨皮罗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作家们撰写着广播稿或是为国家和外国报纸撰写文章。但是这些来自莫斯科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英国大使夫人,克里普斯女士)现在在宾馆饭店里就餐,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使用就餐券,她会将剩下的面包和糖块用报纸包起来,带回房间;国际新闻社的代表们在市场上成群结队的伤员中间穿行,讨论着土制烟草和自制香烟的味道——其他人则是站在那里,排队等着洗澡,不时来回倒换着支撑腿;那些以好客而闻名的作家现在就着一杯家酿的伏特加和一小片黑面包,讨论着世界大事与文学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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