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莫斯科一样，乌克兰在1937年的风暴来临前有着片刻的宁静。1937年一开始，波斯蒂谢夫本人在他的支持者被驱逐出基辅党组织后也遭到了攻击。接着，斯大林反映一位名叫尼古拉延科(Nikolayenko)的女性，“一位普通的党员……一个寻常的‘小人物’”一直在揭露基辅的“托洛茨基异端分子”，但是“基辅党组织像讨厌的苍蝇似的躲避她”。莫斯科已经开始着手调查，斯大林继续说：“据反映，尼古拉延科是正确的，而基辅党组织是错误的。”
1937年3月，乌克兰中央委员会解除了波斯蒂谢夫的职务，暂时由科西奥尔代理工作，领导对他已经下台的副手的攻击。留布钦科一直坚持到8月份，后来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投票通过将他清除出党组织，并下达了对他的逮捕令。 就在几周前，赫鲁晓夫还用斯大林的专车带着留布钦科、科西奥尔和波斯蒂谢夫游览了莫斯科。赫鲁晓夫记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能再好了，甚至超出了党的同志情谊。”但是就在8月30日傍晚，留布钦科开枪杀死了他的妻子后自杀，同一天，时任人民财政委员的格里连科在莫斯科被捕。科西奥尔与他原来的基辅同事丘巴尔一起临时被任命为全联盟的代理总理，后来赫鲁晓夫取代科西奥尔成为乌克兰党委书记。后来科西奥尔于1938年4月底被捕(唯一的“宣布”就是基辅电台停止称自己为科西奥尔电台)，而丘巴尔则于6月份被解除职务，流放到乌拉尔地区，后来在那里被捕。科西奥尔与丘巴尔都于1939年2月接受了审判。1939年2月26日，他们与波斯蒂谢夫一起被枪决，尽管他们已经供出自己的“大量罪行”。科西奥尔幸存的兄弟(其他两个兄弟此前已经分别自杀和被处决)也被处决，还有他的妻子叶利查维塔(Yelizaveta)。波斯蒂谢夫的大儿子也被处决，其他的孩子被流放到劳改营里，他的妻子经受了很多折磨，后来据说被枪决了。丘巴尔的妻子也被枪决了。
所有这些行为都令人发指，要想继续进行下去并非易事。赫鲁晓夫保护自己免遭其前任厄运的办法就是在执行斯大林的命令时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亚历山大·乌斯品斯基(Aleksandr Uspensky)宣称说：“只是在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来到乌克兰后，我们才开始紧锣密鼓地粉碎人民的敌人。”乌斯品斯基如此奉承赫鲁晓夫当然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但是赫鲁晓夫的辩护者说，在他执掌基辅大权后，恐怖气氛相反有所减缓。大清洗的具体步骤我们不得而知，但大的轮廓是很清楚的。乌克兰共产党政治局与书记处中除了一人外所有的成员都被逮捕。乌克兰的整个政府机构被更换了一遍，乌克兰所有12个省的党委书记和他们的副职以及红军所有的军师指挥官也是如此。在1938年6月选举的86名中央委员会委员中，一年后只有三人还留在任上，而基辅半数的党员都遭到了告发，有一个地区甚至高达63%。1939年，报道的被捕人数“只有”1.2万人，而到1940年已经达到差不多4万人。
赫鲁晓夫下令不要将他在乌克兰党员大会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收录进通常都要编撰的速记记录文件中，而是将他的讲话保存在党组织机关的特别保密档案中。在1949年12月回到莫斯科前，他指示将这些特别材料(光目录就长达52页)也同时转移到莫斯科去。如果这些文件的命运说明赫鲁晓夫有什么想隐瞒的东西，那么保存下来的这些讲话的节选也许可以说明其中的缘由。
“我们必须坚决地与敌人、挑衅者以及造谣中伤者进行斗争，”他在1938年6月第十四届乌克兰党员代表大会上宣布：“我们现在进行的斗争还太软弱。……我们必须……无情地打倒间谍与叛国者。我们要打倒他们，将他们彻底消灭干净。”他第二年在莫斯科夸口说他在乌克兰第一年已经清除了那里的“害人虫”。
赫鲁晓夫签署了大量的共产党与共青团官员的逮捕令。对此他从来没有承认过，但是他后来的乌克兰共青团书记证明了这一点，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提供了间接的实证：“……甚至就连像我这样居于高位的领导人(当时我已经是政治局成员)也完全处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提交的文件的控制之下，他们可以决定这个或者那个党员或者非党员的命运。”“处于控制之下”几乎可以肯定地证实赫鲁晓夫当时是知晓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被捕人员名单的。
斯托潘·伊凡诺维奇·乌什科(Stepan Ivanovich Usenko)就是这种名单中的一个。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前一天下达的命令，乌什科在1938年11月14日被捕时还是位只有29岁的官员。他被指控“领导了一个反革命右翼——托洛茨基组织”，他起初否认任何指控，但是最终还是被强制认罪。尽管他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长达七页的信件，承认自己有罪，念自己年轻，将悔过自新，恳求宽大处理，但乌什科还是于1939年3月7日被枪决。据称，赫鲁晓夫是乌什科主谋的一起暗杀阴谋的目标。赫鲁晓夫还在11月13日的一份总结有关乌什科的“证据”的长长信件上签上了他的斯大林式的签名：“将其逮捕！尼基塔·赫鲁晓夫，18/Ⅺ/3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