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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斯大林的赏识:1929—1937(6)
作者 : [美]威廉·陶伯曼


  赫鲁晓夫的指控是无情的,尽管他因与伯尔津的关系而有负罪感。更有甚者,他对逼迫伯尔津作出的供认不加理睬,他说:“应该强调说明的是,我们只是在强大的压力下才得到他的供认的。”

  赫鲁晓夫还指控另一位学生穆赫脱迪诺夫(Mukhitdinov)散布反革命谣言,侮辱党和政府领导人,曾经因为流氓行为被工厂开除,因为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被斯维尔德洛夫学院清除,还有其他几项罪名——所有的罪名都来源于穆赫脱迪诺夫一个同学的道听途说。与伯尔津一样,穆赫脱迪诺夫也勇敢地进行了反抗:“这是赫鲁晓夫对我的诽谤和侮辱。有关攻击斯大林同志的话是无中生有的谎言。”其他的党组成员都为他们的新书记辩护,他们中有一人还谴责穆赫脱迪诺夫胆敢“要求党组织为他的罪行提供证据”。赫鲁晓夫的反应是,几天后他给穆赫脱迪诺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他对党的不满开始于集体化时期……后来散布有关北高加索地区农民暴动的反革命谣言”。赫鲁晓夫认为,穆赫脱迪诺夫攻击了“中央委员会和我们党的领导人,斯大林同志”,为此他必须“作为不可救药的政治异端分子被清除出工业学院与党组织”。

  赫鲁晓夫坚持清除“政治异端分子”的做法不久就为他在党组会议上赢得了大家的推崇。他所犯的唯一错误,还是在1927年的乌克兰,就是比斯大林本人还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对他的敌人有时还显得温和一些,偶尔还作出一些让步。1930年11月20日,赫鲁晓夫领导的党委对布哈林的错误进行批评。11月22日,《真理报》以一种较为积极的语气评价了布哈林的声明。在接下来的混乱中,工业学院党委又重新召开会议,讨论由赫鲁晓夫亲自起草的一份修改声明:“上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对布哈林同志声明所作的评价是不正确的,犯了极左的政治错误。此次会议特此作出更正。”

  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仍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随着工业学院开始在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起到领导作用,”他后来回忆说:“我的名字在莫斯科党组织与中央委员会里也更加广为人知了。”他的名声越来越响,不久就取代了西林成为鲍曼地区党委书记,此人“刚刚一年前还反对我在第十六届党代表大会上的候选人资格。西林政治上太不成熟了。我肯定他在1930年投票反对我有他自己的原因,但是一切都过去了,我也渡过了紧要的关头。我作为党的工作者的前途现在看起来一片光明”。

  

  第十六届党代会于1930年六七月间召开。由于不是正式代表,赫鲁晓夫只能以列席的身份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但是成为鲍曼区党委书记后,赫鲁晓夫猜想斯大林肯定一直在关注着他的进步。

  让他相信这一点的是在工业学院学习的娜杰日达·阿里露耶娃。从所有的记录来看,斯大林的妻子都是谨慎而优雅的,而赫鲁晓夫却正好相反。阿里露耶娃深色的眼睛、深色的头发,她出生于1901年,比她的丈夫小22岁,是一个格鲁吉亚钳工的女儿。她父亲在革命前的地下活动中结识了斯大林。1917年,阿里露耶夫家搬到了彼得格勒,列宁曾经在他们家躲藏过一段时间。娜杰日达与赫鲁晓夫同一年加入共产党,即1918年,当时她17岁。在列宁身边做秘书工作一段时间后,她被派遣到了察里津,当时斯大林也在那里,是内战前线的一名政治委员。在那里他们相爱并结婚。战争结束后,她在《真理报》创办的《革命与文化》杂志社工作。1929年,在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瓦西里(Vasily)和斯维特拉娜(Svetlana)后,她来到了工业学院纺织品系,学习化学,特别是人造纤维。

  斯大林的妻子在学院里没有公开她的身份,但是赫鲁晓夫在成为党组书记后不久就知道了。他对她极为欣赏,她“从来不滥用和斯大林的关系”,从来不“因为是斯大林的妻子而享受什么优待”,从来不“坐小车来往于工业学院和克里姆林宫之间,总是坐公交车”。

  阿里露耶娃当时是党组的一名干部,与赫鲁晓夫有很多工作来往。他经常想:“她回家后肯定会向斯大林谈起我,斯大林会怎么评价我呢?”后来,在成为卡冈诺维奇的副手后,赫鲁晓夫被邀请到斯大林的乡间别墅里做客,斯大林说起了赫鲁晓夫很多在工业学院里的活动细节,这让他大吃一惊。

  “我没有作出回答,”赫鲁晓夫后来说:“我始终一言不发: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担忧。我暗自想:‘他怎么会知道这一切的呢?’但是当时我看到他露出了微笑。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娜杰日达·阿里露耶娃可能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我们党组织里的生活,并以积极的方式介绍了我作为党组书记所发挥的作用。”

  再后来,当大恐怖夺去了那么多人的生命,而赫鲁晓夫却得以幸免时,他再次想到了阿里露耶娃:

  

  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居然还活着,而大多数和我同辈的人,学院里的同班同学,在党组织里一起工作的朋友,都被当成人民的敌人而丢掉了脑袋。我时常问自己,我是怎么幸免的?我确实忠诚于党,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也是忠于党的,而且他们也为维护斯大林总路线的斗争作出了贡献。我为什么逃脱了他们的那种不幸命运呢?我想部分原因在于,娜佳的汇报有助于斯大林决定对我的态度。我把它叫做我的彩票。当斯大林通过娜杰日达·阿里露耶娃观察我的活动时,我抽得了一张幸运的彩票。由于她,斯大林才信任我的。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有时攻击、侮辱我,有时对我作出鲁莽的评价,但他总是讲过就算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是喜欢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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