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位于莫斯科及其重要的使命，工业学院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特别关注。《真理报》发表了学院党组织的决议，使其成为全国教育机构的典范。1930年4月，斯大林在学院发表了一次讲话，要求学院领导加快他们反对右派分子的运动。 关于工业学院政治的话题甚至还出现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通信中：1929年10月7日，斯大林写道：“我已经读过了工业学院党组织的文件。这个事情必须列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议事日程。”此外，斯大林年轻的妻子娜杰日达·阿里露耶娃（Nadezhde Alliluyeva）是工业学院纺织品系的学生，他们在通信中也谈到了她在学习期间所了解到的情况。
对于像赫鲁晓夫这样出身的年轻人来说，能得到这些高层人士的关注可算是天赐良机了。“我在那里所起的作用很突出，”他回忆说：“中央委员会对我所有的活动都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名字逐渐为人所知的原因，我是一个党员积极分子，在工业学院里领导着一群共产党员与乌格兰诺夫分子、李可夫分子、季诺维耶夫分子以及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斗争。”
1929年秋天，这种斗争渐趋白热化。9月4日，一个名叫沃罗布尤夫（Vorobyov）的学生在一次党组织会议上承认他曾经支持过布哈林，并说出了其他几个有同样观点的人。当月晚些时候，学院党组织与鲍曼区党委一道谴责了所谓的“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并要求更高当局采取行动。（斯大林在10月7日写给莫洛托夫的信件中提到的就是这份文件。）11月4日，鲍曼区党委书记A.P.西林（A. P. Shirin）要求工业学院党组织加强警惕，他的警告得到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响应，赫鲁晓夫以极其尖刻的语言使他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学院党组织的会议记录上：“右派分子到处指责沃罗布尤夫背信弃义。但是党组织所作的就是通过了一个‘明智’的决议，将沃罗布尤夫驱逐出学院，而让其他所有的（右派分子）继续留下！！！现在是选举这样一个党委的时候了，就是要不再允许出现有关党的事务的错误谣言。”
很显然，这样一个党委应该将赫鲁晓夫包括在内。然而，当时斯大林主义并没有取得胜利。赫鲁晓夫的候选人资格多次被冷落一旁。他谴责各种各样变节的“右派分子”与“左派分子”，但是他自己也承认甚至不“记得”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右派分子、反对派、左右派分子、异端分子——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追求同一个政治方向的，我们的集团对它们都反对。”
工业学院里的右派分子从斯大林“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以及1930年春天强硬的莫斯科党委书记卡尔·鲍曼（Karl Bauman）的下台中得到了鼓舞，鲍曼是作为斯大林主义过激行动的替罪羊而被赶下台的。他们甚至成功地选举了自己的代表，参加5月份举行的区党代会。5月25日，鲍曼区的党委官员提醒卡冈诺维奇和《真理报》注意工业学院内出现的右派阴谋。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宿舍里的电话铃声响了，有人想见他。
“我在莫斯科没有什么熟人，我想不出来有谁会给我打电话。”他后来说。这说明他当时主要是忙于工业学院内的政治事务，没有更多的时间与外界交往。电话是列夫·麦赫利斯（Lev Mekhlis）打来的，麦赫利斯是一个特别卑劣的斯大林主义者，曾经做过斯大林的政治秘书，当时是《真理报》的编辑，后来在红军中供职，他运用手腕，保证有人向他告发“人民的敌人”。 赫鲁晓夫说，麦赫利斯派了一辆车将他接到了《真理报》办公室。在那里麦赫利斯给赫鲁晓夫念了一封从工业学院写来的信，控告某些人在选举一个右派代表团去参加鲍曼地区党代会中所采取的政治手腕与非法行为。麦赫利斯要求赫鲁晓夫在信件上签字表示支持。赫鲁晓夫说，他犹豫了，因为他“没有参与信件的起草”，也“根本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他还是签了字。“第二天，《真理报》在通讯栏中刊登了这封信。这真像是一声晴天霹雳，学院立即陷入一片混乱。课程停了下来，在党组干部召集的会议上，参加鲍曼地区会议的学院代表全部被取消资格。……我担任会议主席，参加了新的代表团。”
这起事件是一次考验。不管赫鲁晓夫在签字前是否真的犹豫过（还是他在很久以后针对当时的需要，考虑后才这么说的），反正他通过了此次考验。工业学院党组书记A.列夫恰金（A. Levochkin）谴责《真理报》的声明是“彻头彻尾的错误”，“抹黑了我们的政治路线”。两天后，赫鲁晓夫接替列夫恰金成为学院党组书记。
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党组会议很少讨论教学问题。相反，他们致力于惩罚被指控为右派分子的人，将他们清除出工业学院与共产党组织。他们运用各种方法逼迫被指控者承认自己有罪。赫鲁晓夫相信那些谣言与诽谤，但是对被指控者出于自卫而勇敢地说出来的让人心痛的辩解却充耳不闻。多年以后，他还坚持说这些措施（与接下来的血腥大清洗还是有所区别的）是根据“党组织的讨论与投票”作出的。但是，这些党组会议的语调与随之而来的政治迫害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1930年6月11日，一个名叫Iu.P.伯尔津（Iu. P. Berzin）的离莫斯科不远的一个地区的前党委书记承认，他过去认为“将布哈林排除出中央委员会是错误的”，现在他知道自己“完全错了”。起初，赫鲁晓夫对他承认错误好像感到很满意，但是随后伯尔津又犯了严重的错误，就是反击赫鲁晓夫：“至于赫鲁晓夫同志公开发表的声明，说我过去在服装工厂一直从事派系活动，说我与我原来是白军军官的兄弟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坚决否认这些指控，我宣布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谎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