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以进入工业学院后，赫鲁晓夫就帮助清洗那时的右派分子。他这么做是出于个人原因，而不是出于政治原因。那些过去看不起他的人是“不良与不可靠分子”，他后来如此称呼他们，“他们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放弃他们在党、商会或行政上的责任，躺到了这里的安乐窝里”。在赫鲁晓夫看来，他们是在浪费他们试图不让他获得的机会：“他们终日游荡。我们一星期休息两天——星期天，还有一天则是应当用来‘消化’一周内所学的内容的。我经常看到这些游手好闲的人一清早就离开宿舍，直到深夜才回来。我不知道他们一整天都做了些什么，但肯定没有去‘消化’他们所学的东西。他们大部分人根本不是到学院里来学习的，他们到这里来，只是因为这里是一个躲避政治风暴的好地方。”
与这些“游手好闲的人”不同，赫鲁晓夫声称他想读书，但是却没有时间，当时以及在后来的工作期间都是如此。
我记得莫洛托夫曾经问过我：“赫鲁晓夫同志，你有很多时间读书吗？”
“很少。”我回答说。
“我也一样。我的工作是干不完的。尽管我想坐下来看一本书，尽管我知道我应该这么做，但我从来捞不到机会。”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自1922年从军队退伍之后，一直忙得没有时间看书。我是一个党的积极分子。……我的生命不是我自己的。如果某人果真有机会欣赏文学，他就可能会被谴责为逃避他的公民和党的职责。我记得斯大林曾经说过：“事情竟然搞成了这个样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活动竟得到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报酬！中央委员会不信任他们，撤销了他们的党内职务，他们就一股劲儿地跑进我们的科学和技术机构。而坚定地维护总路线，做着党的日常工作的人，却从来没有机会进修学业，加强职业训练。”
这些回忆在酸楚的反知识分子的嫉妒里同时含有对学识尊重的成分。这种复杂的想法可以反映出赫鲁晓夫当时的心态。斯大林聪明地将他自己的事业与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年轻人的渴望和不满结合在了一起。不过赫鲁晓夫坚持说他太忙，没有时间读书，对此我们应仔细“推敲”。由于对自己卑微的出身以及对自己克服这种状况的能力没有充分的信心而感到苦恼，赫鲁晓夫也许会赞同这种看法，他“太忙”，没有时间猎取更多的知识，对这一点他自己也许都没有意识到。先是在尤索夫卡的工人培训班，现在是在工业学院里，他都投入到无休止的政治活动中，这反映了他闲不住的性格，但是这可能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这既可以弥补他学业能力不强的感觉，又可以为他学业的可能失败找到借口。
外语是工业学院要求的必修课目之一，学生们应当记住足够（大约200—300个）的单词，能够阅读简单的文章。也许是受到尼娜·彼得罗夫娜的影响，赫鲁晓夫选择了英语。他的老师阿达·菲德罗夫—谢科蒂娜（Ada Federolf-Shkodina）记得从一本英文杂志上挑选了一篇文章，将文章进行了节略，去除了其中难懂的段落，并将剩下的复杂单词翻译出来写在黑板上，要求学生大声朗读出来。她说，赫鲁晓夫的政治活动太多，没有时间学习英语，不久以后干脆连课也不上了。但是当课程结束时，学院主任希望他能得到最高的学分——五分，或者至少是三分。菲德罗夫—谢科蒂娜拒绝了这一意见（理由是赫鲁晓夫在她课上“什么也没有学到”），并提议将他学分表中的英语一栏空着，党内也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点。
“我有比学习英语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赫鲁晓夫曾经对她说过。不过她回忆说，赫鲁晓夫对古代历史课却学得比较认真。他在技术性更强的课程上学得更好一些。但是他最突出的地方是他在课堂上比其他人发言更积极，经常是过道里学生们扎堆聊天时的主角。
“这是我最常见到他的地方。”菲德罗夫—谢科蒂娜说：“他喜欢讲笑话，他故事讲得特棒。他真的很聪明。他具有一种农民的智慧，就是那种你在那些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但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所有事情的人身上所发现的气质。在过道里，他好像总是有一大帮党员围着，他们当面对他吹捧有加，但背后却对他极力嘲讽。他们很多人都是来自省会城市，而他却是一个来自乡村的矿工，显得很普通。”
赫鲁晓夫的女婿回忆说，很长时间以后，他“还会将书放到一旁，陷入沉思，回忆过去的时光，好像在自言自语一般。他对没有从工业学院毕业感到很后悔，总之他在学习上运气不是太好。问题是其他的事情总是让他没有时间认真地投入学习”。
这就是他对自己的解释，但他是否说服了自己则另当别论。然而，在30年代，他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与其他的普通学生不一样，他在波克罗夫卡大街40号的宿舍（后来的乌拉尔饭店所在地）有属于他自己的房间。尼娜·彼得罗夫娜回忆说，在她带着孩子与他住在一起时，“我们在走廊两端有两个房间。我们和小拉达睡一间，另一间住着尤莉娅、列昂尼德和马特罗莎——我们临时雇来的保姆”。
工业学院坐落于诺瓦娅·巴斯曼那亚大街，从赫鲁晓夫的宿舍有直达的电车，但是他坚持步行去上课。“我从来不坐电车。”他说。也许他对自己初次与公共交通打交道的经历还心有余悸，或是避免到电车里与他已经自豪地跳出来的“普通民众”挤在一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