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地区的严酷形势迫使斯大林于1930年3月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地方官员“因为成功而昏了头”。在34年后的一次讲话中，赫鲁晓夫嘲讽地问道：“1930年的这种昏了头是什么样的？是饿昏了头，而不是因为成功而昏了头。那时什么吃的都没有。我当时居住在莫斯科，同志们，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因为什么而昏了头。”不过在当时，他在回忆录中坚持认为，他认为斯大林的文章是篇“杰作”，尽管他“被一种想法所困扰：如果集体农庄里的一切都像斯大林现在一直告诉我们的那么好，那么他为什么突然间写这篇文章呢？”
两年后，赫鲁晓夫后来说，他吃惊地了解到“乌克兰已经爆发饥荒。我不敢相信。我是1929年才离开的，仅仅三年的时间。……那时食品丰富而且便宜。但是现在，我们被告知，人们正在忍饥挨饿。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直到很多年后”（当他听说有一列装满尸体的火车开进了基辅），“我才发现30年代初期乌克兰的情况真正有多糟糕。”
伴随着农业集体化而来的是全面强制征集的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钢铁，这是国防和工业资源。工业化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然而却一再加码。对于莫斯科的工人来说，他们的实际工资在1928—1932年间下降了一半。新的严酷法律禁止劳工的自由流动，中止了失业援助（理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出现失业现象），并对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进行惩罚，盗窃国家财产甚至可能被判处死刑。食品与住房的严重短缺在首都和其他各地频繁引起罢工风潮。
所有这些动荡引起了人们对政策的新的疑惑。普通共产党员向斯大林抱怨说，他的“因为成功而昏了头”的文章批评了所有的人，就是没有批评党的最高领导人。1932年8月，前莫斯科区委书记米哈伊尔·里奥廷（Mikhail Riutin）指责斯大林正在践踏国家，呼吁“尽可能快地……用武力推翻”他和他的集团。斯大林认为这是想暗害他，于是要求处死里奥廷，但是政治局成员，包括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在内，对此都表示反对。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真的出现这些抗议，这说明当时还是有可能存在“温和的斯大林主义”的，也就是说，那些直到1929年都支持使用强制和暴力的布尔什维克现在想划定最后的界限。这也许是斯大林再次让步的原因。在1934年的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上，他宣布由于不会再“清洗”更多的“反列宁主义集团”，因此现在“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的事情，也不会再打倒任何人”。与此同时，他发起了针对“披着布尔什维克外衣的两面派”的运动，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其他几个地区，将六分之一的党员清除出党。
很显然，斯大林的一些高级官员努力想让他相信他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他的才能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因此他可以对原来的批评者与敌人表现得大度一些。对此，他有着更好的了解。第十七届代表大会上所有的发言者都对他大唱赞歌，但是就在选举政治局与书记处成员前，中央委员会成员中的一位代表走到基洛夫面前，要求他站出来与斯大林竞选总书记。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基洛夫对斯大林说了这件事，对此斯大林只是简单地回答说：“谢谢你，基洛夫同志。”
对斯大林的怀疑还体现在中央委员会的投票结果上。选票上写有所有候选人的名单，投票人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就是划去所有他反对的候选人。这样得到反对票最少的候选人就是最受欢迎的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说，投票本应该是秘密进行的，但是卡冈诺维奇却私下里“指导我们这些刚来莫斯科的新人应如何对待候选人的投票”。卡冈诺维奇想确保“斯大林不会比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局成员得到更少的赞成票，如果真的出现针对斯大林的反对票的话”。
赫鲁晓夫后来声称对卡冈诺维奇的做法感到不安。他还发现斯大林本人的投票方式很引人注目：“他在代表们中间走一圈，来到每个人面前，拿走他们的选票，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然后走到投票箱前将选票投入。”赫鲁晓夫当时不知道的是，他说他到斯大林死后才发现，反对斯大林的选票不是当时宣布的少数几张，而是多达160张，或者甚至是260张。
在总共1225名代表中有如此多的人投反对票，这让斯大林意识到人们对他的不忠是普遍的。随后有1108名代表大会代表因为反革命罪被逮捕，后被处决。在30年代结束前，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71名委员与68名候补委员中有大约70%也被当作“人民的敌人”而遭消灭。
然而1934年2月正是赫鲁晓夫从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一跃而成为正式委员的时期。他自己后来解释说：“斯大林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知道谁可能在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上投了他的反对票。只有那些列宁时期的干部才会投票反对他。他不可能相信赫鲁晓夫，或是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年轻干部会投他的反对票，这些年轻干部都是在斯大林的提拔下成长起来的，都对斯大林敬若神明。”
然而，为赫鲁晓夫赢得飞速晋升的并不只是他幼稚的崇拜，还有他对斯大林事业随时表现出来的坚定支持。
1929年秋天，工业学院成为反斯大林情绪的堡垒。工业学院内“充满着右派分子”，赫鲁晓夫坚持认为，“他们控制了党组织”。在学院里接受高级培训的那些旧警察、前工厂经理与商会领导者公开“支持右派分子李可夫、布哈林和乌格兰诺夫，反对斯大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