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赫鲁晓夫1928年的其余时间和1929年初都是在基辅度过的，但他大部分的时间却用在往莫斯科的调动上。“到1929年，我已经35岁了，”他后来说：“这是我最后考虑进入更高的教育机构了。以前我所完成的就是工人培训班的学习，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想有机会接受更高的教育。所以我开始努力说服他们把我送回学校。”
赫鲁晓夫的党内同事对此心存怀疑。有些人认为他想离开科西奥尔，跟着卡冈诺维奇去莫斯科。还有些人认为赫鲁晓夫厌恶杰米钦科。赫鲁晓夫向他的同事们保证，他和杰米钦科“关系很好”。他还向科西奥尔解释说：“从人的基本寿命来看，我已经35岁了。‘你必须理解我。……我想进莫斯科工业学院，我想成为冶金学家。’科西奥尔对我表示理解，他倾听我的意见，并同意了我的请求。”
从斯大林诺到哈尔科夫，再到基辅和莫斯科，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的。不过，赫鲁晓夫的动机与图谋现在仍不清楚。俗话说，家里不着火，外面不冒烟（莫伊谢因科的下台、与斯特罗冈诺夫的关系紧张、基辅同事对他与杰米钦科和科西奥尔关系不睦的猜测，以及与卡冈诺维奇的关系）。尽管表现得谨慎、直率，但赫鲁晓夫早已经过精心策划。但是如果他的基辅同事认为他对文化追求的渴望只是一种手段，那么这只能算是他们的猜测。他们不相信他渴望接受教育是出于真心，但他自己却对继续接受教育表示出了极大的热忱。
赫鲁晓夫的家位于奥尔金斯卡雅（Olginskaya）大街，一座党的公寓大楼的七层，这条大街位于基辅的主要街道克雷斯查迪克（Kreshchatik）与第聂伯河边占地面积很大的公园之间。按照当时的标准，他们的公寓已经很豪华了。除了一间小的厨房与浴室外，有五个房间。尼基塔和尼娜用一间作为他们的卧室，赫鲁晓夫也在卧室里工作。虽然第二个房间原本是打算作为书房的，但他从来也没有用过。第三个房间既做餐厅，又做尤莉娅和列昂尼德的卧室。虽然还有两个空余的房间，但赫鲁晓夫家不容许孩子们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房间，更不用说他们每人拥有一个房间了。于是剩下的两个房间给了尼娜·彼得罗夫娜的朋友贝拉·高斯丁斯卡娅（Vera Gostinskaya）和她五岁的女儿。
尼娜·彼得罗夫娜是在1926年认识高斯丁斯卡娅的，当时两人都在莫斯科的克鲁普斯卡娅师范学院学习（尼娜·彼得罗夫娜学的是政治经济学，高斯丁斯卡娅学的是历史）。两人都是从波兰的同一地区来的，于是很快成为亲密的朋友。1928年毕业后，两人都被分配到了基辅（尼娜·彼得罗夫娜在基辅党校里讲课，高斯丁斯卡娅则为当地波兰语党校培养教师），当时赫鲁晓夫已经在那里安顿下来。（在1926～1928年尼娜·彼得罗夫娜不在的时候，赫鲁晓夫的孩子再次由他们在斯大林诺的祖父母照料。）当高斯丁斯卡娅决定回到莫斯科，而不是居住在她狭小的宿舍里时，赫鲁晓夫家就邀请她住到他们“空余的两个房间”里。
此时，尤莉娅和列昂尼德分别已经是13岁与11岁了。因为在顿巴斯污染的环境里生活了多年，他们经常生病。更糟的是，他们相处得不好。列昂尼德，贝拉·高斯丁斯卡娅回忆说，“是个无恶不作的小恶棍”。一天，他拿出他父亲放在壁橱里的一把枪，纠集了一帮邻居家的孩子，把他们带到了一些大人们不知道的地方，使得尼娜·彼得罗夫娜整个晚上都在努力向焦急的家长们解释。
尼娜·彼得罗夫娜不久就经常呆在家里，较少去党校了，特别是在1929年4月4日拉达出生后。（还有一个女儿娜迪娅出生于1927年，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夭折了。）赫鲁晓夫很少在家，即使在家，也几乎总是在工作——只有两三个月例外。高斯丁斯卡娅说，当时他病得很厉害，不得不从德国请来了医生。（“直到那时”，她回忆说，赫鲁晓夫都是“一个英俊的年轻小伙。经过了那次流感以及流感后遗症后，他的体形开始发生了变化，失去了良好的外在形象”。）每次开完中央委员会全会后，赫鲁晓夫都要到工厂和其他的企业里巡回检察，向大家解释、宣传党的路线。在宣讲前，他都会邀请高斯丁斯卡娅通读全会文件，确定文件中哪些应该向工人们宣传，高斯丁斯卡娅是位虔诚的共产党员，1920年当她15岁时就加入了波兰共产党。“他做什么事都喜欢利用大家的力量。”她回忆说。
这并不是说赫鲁晓夫自己不能分析全会材料。相反，虽然他是自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但高斯丁斯卡娅认为他不仅智商很高（事实上，比他妻子“更加聪明”），而且“文化素养很深”。她和尼娜·彼得罗夫娜“从来没有觉得他比我们低，虽然我们都接受过更高等的教育。也许对纯粹的科学而言，他没有我们了解得多，但是就政治而言，他的水平很高。他还是一个特别风趣的人”。
当他有空闲时，赫鲁晓夫喜欢去电影院和剧院，坐在党的领导人的包厢里。他还喜欢与他的上司杰米钦科和他的妻子（高斯丁斯卡娅认为她是个特别有知识的女性）以及乌克兰军分区司令伊奥那·雅基尔（Iona Yakir）交往。杰米钦科家和赫鲁晓夫家在同一层楼上，雅基尔的公寓也在同一幢大楼里，他们经常相互拜访，闲聊或下棋。赫鲁晓夫肯定很清楚地记得，在不到十年后的会议上，两人被作为“人民的敌人”处决了。
高斯丁斯卡娅还记得赫鲁晓夫第一次提及他想去莫斯科时的情景。“如果我不去，”他说：“他们就会让我去谢普托夫卡（顿巴斯的一个农业区）之类的地方当第一书记，这样我就得了解农业。但是我对农业一无所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