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可以认为莫洛托夫的蔑视带有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意味，但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这段历史却是极力维护的。“人们都知道我是属于那种积极分子之列的，但是我直到1918年才成为党员。”赫鲁晓夫在退休后说：“当人们问我为什么不早一点加入党组织时，我解释说那时加入党组织和现在不一样，没有人搞运动或努力说服你加入。当时有很多不同的运动和团体，你很难完全搞清楚它们的性质。当革命开始时，我就立即决定了自己的立场。”
就像他的自我辩解所说的那样，他的行为也不是特别合适的。没有人说服他加入很难成为一个具有自发动力与坚定信念的革命者的借口。赫鲁晓夫在区分各种不同团体时所遇到的困难与他宣称自己“自觉地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是矛盾的。此外，他声称在1917年10月后立即确定了自己的思想立场也是与事实不符的。事实上，赫鲁晓夫很可能更倾向于孟什维克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因为孟什维克强调发展经济，而布尔什维克则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政治权力。毕竟孟什维克的主要支持者是比较富裕的工人，他们害怕在革命中失去一些东西，而赫鲁晓夫就是其中的一个。只要温和派掌握政局，他就可以赢得很多利益。只是在布尔什维克控制了政权，似乎能击败所有的反革命图谋时，赫鲁晓夫才站到了它们一边。
如果说革命引发了秩序的混乱，那么接下来的内战则更为糟糕，特别是在顿巴斯，有三分之一的矿工丢掉了性命。1917年12月，加勒丁（Kaledin）将军率领的哥萨克分遣队在亚西诺夫卡（Yasinovka）杀害了20名矿工，并将他们的尸体扔进了污水池和粪堆里。在马克耶夫卡（Makeyevka）附近，哥萨克挖矿工的眼睛，割他们的喉咙，并把其他的矿工活活扔进矿井里。作为回应，被称为“红卫军”的工人小分队逮捕了白军军官、煤矿经理和哥萨克武装分子，当场把他们打死，将他们陈尸街头。
在加勒丁的部队向尤索夫卡进发时，他们所到之处出现了成群的难民，他们遇到了从彼得格勒派来的红军的抵抗。在几个地方的战斗中，加勒丁的部队与据说是在伊凡·达尼洛夫和尼基塔·赫鲁晓夫带领下的鲁钦科夫红卫军发生了遭遇战。
到1918年2月，加勒丁已经被打败。4月，另一支反布尔什维克武装，基辅的中央拉达（the Central Lada）也被击溃，基辅当时宣布自己成立了独立的乌克兰政府。至此，布尔什维克面对着一个更加危险的敌人，强大的德国军队，当时德国仍与俄国及其他协约国处于战争状态。 当德国和奥地利军队逼近尤索夫卡时，布尔什维克党人都逃跑了，城市主要落入了无政府主义者手中。德国和它们的乌克兰合作者海特曼·帕夫洛·斯特洛帕德斯基（Hetman Pavlo Skoropadsky）恢复了煤矿原来的管理者，他们对政治上有嫌疑的工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在一个镇上，德国人在他们到达的当天就枪杀了45名矿工。不久以后，那些没有与布尔什维克一起逃亡、加入红军以及向南流亡以躲避饥荒的大多数矿工都回到了他们原来的村子里。
赫鲁晓夫也在逃亡者之列。 当人们再次得到他的消息时，他已经回到了农村，然而1918年的农村也爆发了又一轮的暴力。虽然内心对农民抱有怀疑的态度，但布尔什维克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还是承诺让他们拥有土地（以及和平与面包）。然后在重新分配土地时，不仅是地主与教会，而且连富农也被剥夺了土地。1918年春天，布尔什维克开始征收谷物，以供应城市居民和新的红军。当农民抵制时，武装小分队就强行夺走谷物，这使得除了战争的死亡和破坏外，又引发了饥荒。
赫鲁晓夫领导着卡里诺夫卡的贫民委员会。从理论上讲，村民被划分成富农、中农与贫农。事实上，这种界限并不很明显。然而，布尔什维克却通过邻居间相互告发的方式来利用这种“阶级对立”。我们也许无法确定这种兄弟姐妹相互残害的情况在赫鲁晓夫的村庄里有多么血腥，但我们可以肯定赫鲁晓夫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8年底或1919年初，赫鲁晓夫应征参加了红军。当1918年11月停火协议签订后德国人离开乌克兰时，白军在尤索夫卡作威作福。S.V.邓尼索夫（S. V. Denisov）命令将每十名被捕工人中的一人绞死，数百具尸体在街道上悬挂了好几天。作为回应，红军枪杀了怀疑与白匪串通的工程师与技术人员。斯科罗帕德斯基的警察和纳斯特·马赫诺(Nestor Makhno)的无政府主义追随者也对他们的敌人大开杀戒，而不管哪股势力占据上风，犹太人都是血腥屠杀的目标。
再往南，赫鲁晓夫当时与红军第九军驻扎在一起，战斗更加残酷。虽然战争时期的政治委员列昂·托洛茨基禁止杀害俘虏，但“受伤和被抓获的白军军官不仅被枪杀掉，而且还会受到各种可能的残酷方式的折磨。他们会根据白军军官们肩章上星的数量在他们的肩膀上钉上相应数量的钉子；将勋章烙在他们的胸上，并在大腿上划上道道。他们甚至会把白军军官的命根子割下来，塞到他们的嘴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