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尼基塔·赫鲁晓夫夫妇正在阿朱别依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乡间别墅里做客。吃过午饭后，家人都到树林里去散步，但是赫鲁晓夫感觉不太舒服，于是就在他随身携带的折叠小凳上坐下来休息。当其他人都走进树林里时，赫鲁晓夫用他异乎寻常的平静而和缓的语气与阿历克赛·阿朱别依聊了起来。“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在树林里放牛——那也是与今天一样的一个秋天——突然我在一块小空地上碰到了一个老妇人。她直直地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我惊呆了，后来我听到她说出一些奇怪的事情：‘小家伙，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当天夜里，赫鲁晓夫感觉更糟糕了。不久以后他的心脏病大规模复发，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赫鲁晓夫想说什么？”阿朱别依对他岳父在卡里诺夫卡遇到的幻象大惑不解。很显然，这个幻象是赫鲁晓夫从他母亲和老师那里得到的感觉的某种复活，他注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能取得比他父亲所能取得的或梦想他儿子所能取得的更大成就。
赫鲁晓夫的母亲在他心里灌输了正直与责任感，但他的良知又使他摆脱不了负罪与羞辱感。“我的母亲很虔诚，”赫鲁晓夫回忆说：“和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一样。……我记得她教我在教堂里与大人们一起在神像面前下跪祈祷。”当赫鲁晓夫回忆他的童年时代时，他能“清楚地记得我家木屋墙上神像里圣人的模样”。他甚至在1960年3月法国的一次演讲里宣称，他是宗教上的“模范学生”。
与大多数他的同事们不一样，赫鲁晓夫后来戒掉了烟酒——直到斯大林强迫他喝酒为止，以及二战时的劳累使他又吸上了烟。这双重的节制反映了他母亲的影响。他父亲教他有所节制的笨拙方法就是许诺给他买一块金表，实际上，如果赫鲁晓夫答应戒烟，他也没钱买金表。
赫鲁晓夫的理想主义也反映了他在宗教方面所接受的训练。由于卡里诺夫卡与尤索夫卡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他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是毫不奇怪的。根据赫鲁晓夫的理解，共产主义归根结底就是相信普通的人也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共产党不仅需要妥协，而且要求他践踏自己的道德准则。这就是他最终反对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的原因之一。不过他也没有立即起来反对斯大林，直到他已经有所成就，直到他在剥夺了无数人生命的同时保住了自己的生命，直到斯大林已经安静地躺在坟墓里，他才最终举起了反叛的大旗。
笃信的，或者至少残存的宗教意识在赫鲁晓夫迟来的些许忏悔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种想法好像并没有什么根据。他好像对自己对宗教愚昧的蔑视颇为得意。事实证明，他比斯大林对宗教的迫害更加残酷。 然而在他身边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亲密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Andrei Shevchenko）坚持认为，赫鲁晓夫私下里对上帝还是很害怕的。当斯大林死后他们第一次去基辅时，“赫鲁晓夫在他母亲的坟墓上放了一个十字架，跪在坟前，在胸前画着十字”。
如果说赫鲁晓夫对待宗教的态度是矛盾的，那么他对土地的感情也是如此。当他成为党的领导人后，他就坚持要被看作是党的权威农业专家。他经常去麦地周围转悠，对农民和农学家大声发号施令。赫鲁晓夫的讲话就像土地那样尖刻，充满了乡野谚语，这使得他比任何其他的苏联领导人更能与农民交流。在他的乡间别墅里，赫鲁晓夫家花园的园丁种植了各种谷物，有试验性的，也有普通的。在他下台后，他在他的大花园里倾注了大量的时间。
赫鲁晓夫内心很热爱土地，他想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是在他职业生涯的初期，在填写职业与学习调查表时，以及后来在讲话与写文章时，他说自己是工人，而不是农民。他不是要求从事农业工作，而是极力逃避，只是在斯大林的坚持下才勉强接受农业工作的。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充斥着对农民蔑视而粗俗的描述。他总是劝说他们放弃原始的生活方式，接受现代的农村生活方式。他经常回到卡里诺夫卡，有时一年会去两次，但是他回去并非为了体会衣锦还乡的滋味，而是对自己改变了家乡面貌的洋洋自得。在别的地方他再也找不到对他如此尊敬的观众了，但是当他以前的邻居拒绝他改革农村的灵丹妙药时，赫鲁晓夫不由得大发雷霆，对他们暴跳如雷。谢甫琴科对他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应的唯一解释就是，尽管在卡里诺夫卡长大，但他的主人对“农民心理”根本就不了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