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戴向军说。
“那不就行了，”陈四宝说，“不相信你看，他肯定有办法。”
果然，没过两天，柯正勇主动给戴向军打电话，叫他晚上到他家去一下。
戴向军不敢耽误，马上就向陈四宝通报。陈四宝立刻就从九江赶回南都，两个人凑在一起商量。
当然，所谓的商量其实就是分析，分析柯正勇这么紧急召见他到底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按照戴向军的判断，可能是好事情，也可能是坏事情。好事情当然是告诉他有办法了，他已经找到某某人了，搞到批文了。坏事情是说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你把美金拿回去吧，无功不受禄。戴向军本人更倾向于是坏事情，因为如果是好事情，那么不必去他家，电话里面就可以说，而只有坏事情，不能在电话里面说，只能当面说，并且当面说完，立刻就把美金还给他，弄不好，还把上次的一起还给他。
“如果要是这样，我怎么办？是接还是不接？”戴向军问。
陈四宝不做声，他在想，想了半天，也没有一个结论。
接肯定不好，送出去的礼，哪有收回来的道理？但如果秘书长执意退还，不接过来他生气怎么办？
但是，陈四宝又不能不回答戴向军的问题，因为说到底，这美金是陈四宝出的，陈四宝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戴向军是很难做的。最后，逼得陈四宝下定决心，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天下哪有打送礼人的道理？我相信秘书长。即便秘书长这次确实没有帮我们搞到批文，他也一定把我们惦记在心里，今后一旦有机会，还是会想办法帮我们的。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哪怕他发火了，你都不要接。”
他们两个都没有分析对。柯秘书长那天紧急召见戴向军既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坏，而是给了一个活口。
柯正勇告诉戴向军，他有一个朋友恰好在北京主管进口车的审批工作，姓陆，叫陆方舟，但他和这个陆方舟的关系一般，达不到给批文的那种交情，所以他特意拜托另外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因为另外这个朋友和陆方舟的关系深一些，估计多少会给点面子。说着，柯正勇就把那个朋友的信交给了戴向军。戴向军一刻都没有耽误，出了机关家属大院就把那封信交给陈四宝，并且在车上就详细汇报了柯正勇所讲的每一句话。
陈四宝仔细看了信，又认真听了戴向军的描述，最后提出一个要求：你和我一起去一趟北京。
陈四宝说得很认真，让戴向军不好轻易拒绝，但是，他不明白陈四宝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相貌，”陈四宝说，“我的相貌不行，一看就是在社会上混的，北京的那些大机关我去过，像我这样门都难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