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急变，回首半生，4月4日，夏承焘整理藏书和旧稿，仅积稿就可装满满两箱，包括词人年谱、词例、词林系年、南宋词事、词源笺证、诗人旧闻、雁宕十说、诗文词存稿等十四五种。
念此十五种书，若一一写定，须十年心力，劳苦半生，弃之可惜。然成之亦复何用，颇思焚汰其大半，留三四种自玩。近月来于诗人论一书最为自喜，拟以极浅显文字写此六七家大诗人之性格，供中学生阅读，于我国文化或不无小补。如能每月写一篇，则一二年内可结集矣。心叔劝予先写词例，谓马夷初先生老年写说文甚苦，学术著作须精力好时写定。今日拟动手先写苏辛词例一篇，营营一日，遂不得一字。[62]
作为有成就的词学家、词人，他早已得到学界的肯定，但他深知治学之艰难，对身外的名声始终保持着警惕。4月15日，他参加东瓯中学周年纪念会，同乡、同事、数学家苏步青在演讲中对他赞誉有加，他在日记中称之为“过誉”。
4月19日，“得陈从周覆，谓欲集同门刊月轮楼词，贺予五十寿，问予首肯否。时局如此，伤为此不急之务耶？其挚情可感，当为书报之”。[63]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余家菊的人生对话，他“颇有佳语”。对人生他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3月21日，念及平生师友，他说：“予今年五十，思检旧作日记，作一书，多记师友恩惠，间及自己读书经历。半百忽过，不知尚有光阴几何？因循过日，于人生不能见其大，感其深，做人治学皆甚浅薄（皆不如心叔），恐记亦无多可记。西人谓无论何人，其一生皆可为一大书，予甚愧此言，或由未能得此线索，以后须吃紧为人，加大加深体验人生，时时提醒自己，小事情上勿放过做大人物之机会。”[64]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说，假如王阳明在龙场有日录，“岂非天地至文”。宋明理学家语录都出自弟子之手，多有“走漏”，假如他们自己肯详细记下每一天的心境，或弟子能尽量详尽地记下其师一天的言行，“绘声绘色，令人如观电影，无殊亲炙，岂非大快”。[65]
2月8日（正月十一）是夏承焘五十岁生日，天气阴冷，傍晚有雨雪，晚上他吃面自庆。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予生十九世纪之末年，此五十年间，世界文化人事变故最大。晚心叔、微昭过谈，谓吾人举目此小房内之事物，为五十年前所无者，殆占大半。今年我国激变尤大，予之后半生，殆将见一前千年所未有之新世界。记此自庆。今晨送鹧鸪天人日立春词与伯尹，结语“十洲梦觉雷声动，花事今年看斩新”，寓此意也。[66]
这年春天，“寒食清明都过了”时，他曾经填过“玉楼春”一首，其中有“尊前谁道已非春，应信明朝春更好”的句子，他对“千夫所指罪如山”的国民党政权素无好感，1945年，费巩失踪后，他曾参与签名，留下了“一士头颅索不还”等沉痛的诗句。在1948年的日记里他更是多次流露不满情绪。
11月9日，“报载蒋总统谈话，决戡乱到底，不惜再打八年，闻者皆咋舌。对豪门财产，仍无一字提及”。[67]11月17日，阅报知道陈布雷逝世，传服过度安眠药自杀，“以知时事无可为也。”[68] 12月4日，“传蒋语黄绍 ，决不迁都，亦不守南京。众料蒋于无望时自杀，但恐不能如所愿耳”。[69]后来他在1950年5月18日的日记中嘲弄：“昨夕台湾广播，蒋宣称一年后反攻大陆，予未及听。蒋氏前此一二年屡来泛湖，饮于楼外楼。予未尝一见，亦从未于无线电中闻其声音。台湾迟早解放，不知其能决然舍生否？若随妇人逃亡美国，则令人齿冷矣。或谓其在南京亦尝誓死，恐终不肯死。”[70]
“花事今年看斩新”，对陌生的共产党的到来，他既怀抱着无比的希望，内心深处又不无顾虑，比如他在1948年12月8日的日记中说道：“旬来为时局担心，营营不安。细思只是自私，苟能使大多数人得福利，则牺牲小己，何足顾念。即目前举动，或不合理想，然总比因循腐烂好。放大眼光，坚定心志，以接更新时代，断不可畏葸灰心，自斫丧其生机。王静安自沉[沈]，只是可笑可悯。”[71]12月13日，他忧虑——“中国文化以家庭为中心，而共产党于此如仍须贯彻其政策，将来能行久无弊否，甚可怀疑。”有朋友认为“唐代强迫僧人还俗，而今日仍有佛教，中国文化必不亡，不须过虑”。[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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