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江山易手前夕，对一个大学教授而言，面对的最大问题莫过于纸币的不断贬值、物价的不断上涨。“全社会皆在过不下去之情况中过日。”夏承焘也几乎无日不为柴米油盐而操心，并在日记中留下了准确生动的历史记录。
1月4日，“浙大同事有得共产党传单者，劝各安心职业。传共产党广播决心解放到底。国民党政府宣言皆不称共匪而称共党矣。物价仍日涨，米价已至七百元一石”。[9]6日，“午后买食物，费百余元。物价连天飞涨，米出八百关，黄金九千余矣”。7日，“里西湖全冰”。第二天照样是严寒。“过大街购一帽，金元百元。物价猛涨惊人，午后过珠宝巷口，买金买银洋者甚拥挤，金圆券将成废物矣。”9日，“里西湖尽冰”，午后与家人进城购日用衣物，费六百元。“物价一日数变，金圆券亟须脱手。”[10]12日晨，他和妻子坐校车进城，买食物，领米。14日，“夜月甚皎”，“剪发付十三元，前次仅三元”。[11]
2月5日，“早与妇乘校车往校，领暂发薪一千三百余元，不足买斗米一银元”。（今日银元值一千三百五十金圆券。）[11] 12日，“校薪发至六月份，今日领六千六百元。内子入城，买得三袁洋，一千四百二三十元一枚，教授生计不及早日女佣矣”。（近日雇女佣，月需三四斗米，乳塭[女]须一石二三斗。）[12]21日，“浙大本定今日发薪，旋以中国银行被周主席征去七亿元工事费，遂无钱贷浙大”。[13]
3月8日，“午后内子往校，领三月份五百倍补发薪七万一千八百元。市上银圆已涨至四千余元一枚，浙大同事到处争购，内子无所得而归”。9日，“早入城，以七万元买金二钱五分，入晚每钱涨四五千元”。3月11日，“午后往校领研究费（五百倍）五万八千元，买金一钱五分，银洋二枚，半日为钱财奔走”。3月25日，“物价日涨，袁头银元万金元一枚”。 3月28日，“早与伦清赴校取米七斗，营营半日，小事亦有计较心，徒费精神，后当痛改”。[14]
4月7日，“今日领得一千五百倍薪水，共十九万八千元。午后入城购得黄金一钱，十八万五千元，昨日尚仅十一万余也”。[15]9日，“午后为领薪二十万金圆券，往众安桥买银元三枚，奔走甚劳，近三四日金银物价风狂上涨，经济崩溃无法挽回矣”。心叔从之江来，有朋友南开大学来信，“教授每月可领小米千斤，待遇犹在劳工之上，学生公费取消，惟在蒋区者得领临时公费”。[16]10日，“今日发校薪一万倍，予得一百三十二万元，托论清往市购得金戒三钱。抗战以来，公教人员以生活窘苦，皆孳孳向利，大学同事每闻发薪，即打点上市，为数万元市价争先恐后，恶俗不堪”。13日，“今日又发校薪一万倍。声越谓各同事坌集金店，张皇奔走，数张钞票，弄得一班穷酸子六神无主”。[17]22日，“袁头涨至四十余万，今日发薪六十六万，不够二银元”。[18]
金银一日数变，连寄信邮费也不断地涨。夏承焘在日记中多次记下了邮票涨价前大量发信的事。2月20日，“明日邮票涨五倍，晚发各友人复信六七封”。[19]3月31日，“早发七函，闻明日邮费又大加矣”。[20]他在3月9日的日记中曾叹息：“社会经济破产到此，当局犹作无用之挣扎，徒苦民耳。”[21]
当然，金融危机也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的，早在1948年下半年，他的日记中就两次提及，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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